河沿街的最后一间旧书铺，门脸比一张八仙桌大不了多少。我守着它，也守着铺子深处那张掉了漆的修复台，已经记不清是第几个年头了。外头的人管我叫修书的，其实我没那么郑重，不过是拿浆糊替发黄的纸页续命，拿棉线把散了架的旧册子重新拢住。一柄棕刷，一碗稀浆，几卷比我还年长的宣纸，日子便这样一页一页地溜过去，像檐下的雨，不声不响。
有一说一
铺子后头那扇窗正对着老渡口。渡口早废了，石阶上长满青苔，水浅得托不起船。可我总觉得，这座城有多少事是被水带走的，就有多少事是被水留下的——只是没人肯说，也没人敢问。
我修的书，十有八九是主人家不要的。它们被塞进纸箱，搬上搬下，最后落到我这张台子上，等着被浆糊和耐心重新缝回人世。有人说我是在跟遗忘较劲，我倒不觉得自己在较什么劲。遗忘那么大的东西，哪是一个手艺人拦得住的。其实我不过是在它经过的时候，伸手接住那么一两片，罢了。
去年入梅那天，雨下得人骨头都发酥。有人把一捆旧书撂在柜台，说是不知哪房远亲遗下的，懒得分拣，让我看着办。我照例一本本过手，翻到最底下那册，手却停住了。
那不是书，是半本残卷。封面早没了，书脊用麻线草草缠了两道，纸页脆得像秋后的蝉翼。我惯常先压平、再溜口，可才揭开第一页，一枚硬物从夹缝里滑出来——半张船票。泛了黄，边角还留着虫蛀的小孔，墨迹却还清清楚楚：一九五八年，渡口，晚班。票根上的人名被撕去了一半，只剩一个"沈"字，孤零零地，像站在岸上等人。
我心里头忽然被什么拨了一下。
那之后接连半个多月，我都在查这张票。去航运老档案室，人家说五八年的簿子早在上头一声令下烧了；去问巷口摆了四十年茶摊的阿婆，她眯着眼想了半天，只说"水上那点事，早不让提喽"，话音一落，便低头拨她的算盘，再不接话。我顺着残卷里的字句找，里头记的像是某个码头作坊的流水，人名、货单、潮汐，密密麻麻，偏在最要紧处缺了页。可越缺，越叫人放不下——好像有谁，故意把那一页从所有人的记忆里悄悄抽走了。
我甚至梦见过渡口。梦里雾很大，船笛一声挨着一声，甲板上有人喊"沈——"，尾音被风吹散，怎么也听不全。醒来时灯还亮着，残卷摊在台上，那半张票压在镇纸下，安安静静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残卷一天天在我手里丰润起来。补洞、托裱、重新装订，它从一捧碎纸，慢慢长回一本像样的旧书。我几乎忘了自己是在修书，倒像是在替一个不认识的人，把一段不肯沉底的日子，从水底下一点点捞起来。每缝一针，都像在替那座城，把一句咽回去的话，重新说出口。
昨夜灯下，我做到最后一页。
其实
浆糊半干，我用棕刷轻轻抚过那行落款。灯是老式的，钨丝昏黄，照得字迹忽明忽暗。我凑近了看，手指就那么停在了半空——
落款写的，是我的名字。
坦白讲
门是木的，旧了，平时开关都带着点气喘。可那一记叩门声，轻、准、不慌不忙，熟得叫人后背发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