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四点，地下二层的校对室里，只有出校机运转的声音。陈砚数过，那台银灰色的机器每七秒吞吐一页纸，像一只永远吃不饱的蚕，把一摞摞 AI 写好的小说咽进去，嚼出标点、人名和段落，然后整整齐齐地排在出纸口。他在这里待了三年，却从没见过一个真正的作家。那些稿子从云端下来，由作者账号确权，再经过版权区块链盖章，最后落到他手里，只剩下一行版权标号和满纸灰扑扑的宋体字。有时候他看着那些书名，会想起小时候在县城租书店里翻过的旧书，书页泛黄，扉页上有前一位读者用铅笔写下的“此书甚好”。那种痕迹，现在大概比手稿本身还要稀罕。
陈砚的工作是坐在屏幕前点击“确认”。机器标红的地方，百分之九十都是机械性错误：多一个“的”，少一个逗号，某个人名在第三章忽然改了姓。他只需要扫一眼，确认那红线不是系统抽风，便可以敲下回车。但总有那么几个瞬间，光标会停在某句话上，多闪烁半下。那半下，他称为“人的呼吸”。
校对室没有窗，只有头顶两排冷光灯把纸面照得近乎惨白。陈砚喜欢这种颜色，因为蓝墨水写在上面会格外明显。他从不带钢笔，只用一支旧款的英雄 616，笔尖已经磨出一点倾斜的锋。每当机器漏掉一处语气，或者把一句本该哽咽的话改成平稳的陈述，他就会翻到校样背面，用蓝墨水补一行。不署名，也不提交，只是写在那里。那些字被称为“第零行”，没有编号，不计入字数，更不会被任何扫描器读取。其实它们只存在于纸的背面，像衣服内衬里绣的名字，是这件衣服最后的主人。
今夜这份稿子叫《秋夜与冷掉的茶》。书名很老派，老派到不像这个时代会准印的东西。说实话陈砚把封面页送进机器，屏幕亮起，进度条开始走动。他低头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，再抬头时，进度条停在了第七页。
不是卡纸。机器没有发出任何警报，只是停在那里，风扇声低下去，像是在犹豫。陈砚凑近屏幕。那行被标红的句子是：
“她轻轻拆开那封信，发现里面只有一页空白。”
他看了两遍。语法没错，逻辑也没错。机器的红线却始终不肯熄灭。陈砚把光标移到句子末尾，按下回车，红线消失，页面继续滚动。他没有多想，直到校样从出纸口吐出，他才习惯性地翻了个面。
背面有一行蓝墨水写成的字，墨迹很新，甚至还微微鼓起：
“那不是空白，是墨水被眼泪泡淡了。”
陈砚愣住。他刚才没有写这句话。校对室里只有他一个人，门从里面反锁，监控也只对着走廊。他摸了摸那行字，指腹沾上一点未干的蓝。他按下回放键。系统记录显示，第七页从录入到输出耗时七点三秒，比平时多了零点三秒。那零点三秒，被日志记为“语义波动，已忽略”。陈砚把那段日志截图发到夜班群里，问有没有人动过这份稿。
领班回得很快：机器做梦你也做梦？早点下班。
陈砚没再回复。他把那页校样对折，塞进外套内袋，关掉出校机，走进凌晨四点半的街道。城市刚下过一场小雨，路灯在柏油路面上碎成一片片金箔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纸，纸背的字迹仿佛还在渗。他想起三年前面试时，老主编问他：“你觉得 AI 会取代编辑吗？”他当时回答：“不会，因为机器不会为一句错别字失眠。”老主编笑了笑，说：“但它也不会知道，人为什么要在信纸上留空白。”
回到家，他开了罐啤酒，从床底拖出一只旧纸箱。里面全是这几年攒下的“第零行”，每一张都写满蓝墨水，有的工整，有的潦草，有的像遗书，有的像情话。他把今晚那张放在最上面，忽然发现，那张纸的左下角有一枚很小的指纹，按在墨迹边缘，不是他的。
陈砚把拇指对上去。纹路差了很远。
他盯着那枚指纹，啤酒罐上的水珠慢慢聚成一滴，滑进他的指缝。他想起入职培训时看到的那则新闻：两个爬虫团伙因批量盗取某平台网文被判刑。他们盗走的是付费内容，但法庭上没有一个人提到，被盗走的还有段落之间的留白、修改痕迹和读者写在评论区的“求轻虐”。说实话那些东西，在盗版网页上统统消失了，就像被删除的“第零行”。陈砚忽然意识到，也许真正被谋杀的从来不是版权，而是人在文字里曾经活过的证据。
第二天晚上，陈砚特意提前半小时到。他的桌上放着一个新送来的稿件袋，袋口用透明胶粘了三圈。他拆开，里面是一份《秋夜与冷掉的茶》的第二稿，以及一张手写便签：
“陈砚老师，第七页请不要再写。”
落款是一只蓝色的钢笔，没有名字。陈砚把便签翻过来，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：
“你看见的第零行，是她唯一留下的证词。”
他的手停在半空。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很轻的吉他声，像是楼下有人在扫弦，又像是记忆里某个人隔着漫长的岁月，在拨动一根早已断掉的弦。陈砚走到窗边，楼下只有一盏坏掉的路灯，一闪一闪，像一只半睁的眼睛。
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。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，只有七个字：
“下一个故事，会写你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