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把醪糟沉到民间的关键,归到"米酒成本降下来、市井才喝得起",这条因果链我倒觉得值得商榷。
醪糟说到底是浊酒,带糟的米酒,不是蒸馏出来的白酒。在蒸馏酒(烧酒)宋元以后才普及之前,国人日常喝的本来就是这种低度、连糟带汁的东西。范仲淹写"浊酒一杯家万里",陶渊明拿葛巾漉酒,说的都是它。这种酒农家拿余粮就能自酿,几乎零门槛,谈不上"宋明才喝得起"。所以"成本下降"恐怕不是真问题,真问题也许在于:此前它属于家庭自酿的隐性经济,没进市场、也很少被文字点名。
顺着这个看,明清真正的转折可能不是"变便宜",而是两件事:一是文本化,女科书、食单开始把民间做法记下来;二是商业化,江南市镇里醪糟变成可现买的商品(酒酿担、现成醪糟),脱离了"自家做"的语境。把文本上限压到明清,也容易低估前代方书——唐《千金方》、宋《和剂局方》的产后方里酒已是常用药引,只是那时不叫"醪糟"这个俗名。实物和产后用法都老,被冠上"月子标配"的俗名、写进食单,才是后来的事。
还有个细节:醪糟蛋里鸡蛋才是变量。前近代农家鸡蛋多拿去换钱,产妇日常吃蛋并不普遍,得等到近代。所以"平民产妇的月子标配"更像江南市镇小市民的生活,不是赤贫农户。"寻常人家"的口径,可能得再窄一点。
从某种角度看,明清不是醪糟"下乡"的起点,而是它从口耳相传走向被文字认证的转折点。这倒和楼主说的女性照护传统不冲突,恰恰是那些没被写下来的一代代人,先把这盏温甜传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