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口那间铺子小得转不开身，门脸朝西，下午的太阳斜进来，刚好打在玻璃柜里那一排老座钟上。钟壳有核桃木的、有黄铜的，有一只还嵌着褪了色的贝雕。老周在里面坐着，脊背微佝，耳朵贴着钟壳，像大夫给人听心跳。四十年来，这条街换过三茬招牌，卖米的变成卖药的，卖药的又变成外卖驿站，唯独他这扇窗户没变过——橱窗里永远挂着一只走着的钟，替他告诉路人：这儿还开着，老周还在。
我头回留意老周，是听见他跟一只钟吵架。不是真吵，是跟一只民国年间的座钟嘀咕。他捏着镊子，对着钟摆说："你这游丝松了半圈，还嘴硬。"旁边卖豆腐的笑他魔怔。他头也不抬："钟跟人一样，病在哪儿它自己会讲，你听不听得懂罢了。“那会儿我当是手艺人爱玄乎，后来才懂他说的是真的。老周修钟不靠图纸，靠听。钟一上发条，他闭眼听三秒，就知道是擒纵轴磨了、摆锤偏了、还是里头进了灰。他的手也配得上这手艺——指节粗，虎口全是茧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油泥，可一拿起镊子，稳得像焊死在半空。用他的话说，叫"望闻问切，钟比人诚实，人不说话它替人说”。
这条街上独居的老人多。老周有个规矩：七十岁以上，修钟不收钱。不是全免，小毛病免，大毛病收个本钱，绝不赚。张阿婆住斜对面阁楼，儿子在千里外，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。有年冬天她的钟停了，老周上门，拆开一看发条锈断。他在她家坐了半晌，换了根发条，又顺手把钟摆调慢半拍："您睡觉轻，这声儿调柔些，夜里不闹您。"钟重新走起来，滴答，滴答，那间空屋子忽然就有了活气。张阿婆后来说，那声音像有人陪着她过日子。我猜老周未必想那么多，他只是觉得，钟停了，人就显得更孤单。
去年秋天，拆迁通知贴到巷口，红纸黑字，限期两个月。老街的人陆续搬走，铺子一家家空了，卷帘门拉下时哐当一声，像在替谁叹气。老周照常开门，照常修钟，只是来的人越来越少。有天傍晚，粮店老李抱着只樟木壳座钟来找他，说这钟是爷爷那辈传下来的，自己要搬去儿子家的高楼，放不下，想请老周"最后给它看一眼"。老周接过来，掸了灰，听了听，说：“走得挺好，就慢了。我给你校准，你带走。”
那几个晚上，铺子里的灯亮到很晚。他拆开那只钟，零件泡进煤油，一根根洗，换了根磨损的轴，又用细布把樟木壳擦得发亮。校时的时候他格外慢，仿佛在给一位老朋友整理衣领。钟摆重新荡起来，不快不慢，还是这条老街几十年来一直有的那个节奏。
搬走前一天，老周把铺子收拾干净。玻璃柜里那只示范钟他摘下来，上了油，摆针指在八点零五分——他说那是他头天来这条街开张的时辰。钥匙搁在窗台上，留给房东。没贴歇业告示，没跟谁道别，就好像只是平常关了门，明天还来。
后来我再去，巷子已经推平，尘土里立着几台挖掘机，像一排不说话的铁兽。可我常想，这座城某个角落，张阿婆的钟还在走，粮店老李家那只樟木座钟也在走，滴答，滴答，替老周把那段慢时光，多留了一会儿。
btw，写这篇不是要感慨什么大道理。就是觉得，有些人的一辈子，是拿笨功夫一寸寸磨出来的，磨到最后，连时间都该欠他一声谢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