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值夜班的那家便利店，卡在两条高架桥挤出来的缝隙里。招牌的蓝光到了夜里比白天还亮，照得门口那截台阶永远是湿的——不是下雨，是桥肚子底下滴落的冷凝水，一滴，一滴，像这座城市在半夜偷偷叹气。唔
工牌上印着"小陈"，其实我刚满二十三，没找到"正经工作"之前，先在这站住了脚。夜班从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七点。那八个钟头里，整条街的铺子一家家灭了灯，只有我还亮着，像被人落进黑暗里的一颗纽扣。嘛
常客不多。穿睡衣拖鞋的大叔，每晚十二点半来，买啤酒和泡面，从不开口，付钱时把零钱往台面一推就走。代驾小哥总在凌晨两点出现，要热咖啡，靠着关东煮的蒸气发十分钟呆，再揉揉脸，出门去开别人的车。还有个考研的女孩，占最里头靠插座的位置，一坐通宵，买得最多的是美式咖啡和薄荷糖。
服了
但靠窗第三个座位的他，是最安静的一个。
他三十出头，瘦，黑眼圈像被人用指腹揉过两道。来得极准——每晚三点零五分推门，风铃响一声，径直走到冷柜前，拿一个海苔饭团，一瓶无糖乌龙茶，再到靠窗第三个座位坐下，撕开，慢慢吃。吃完，把废纸叠成方方正正的一块，压在空瓶底下。三点四十分，起身，推门，风铃再响一声，融进桥下的黑里。离谱
我数过。整整两个月，三十六个夜班，他来了三十四个。缺席的那两次，一次雨太大，一次——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原因。
我们没说过一句话。他付钱时眼睛不看我，看我身后那排关东煮，像在数锅里还剩几颗萝卜。我也不问。夜班教我的第一件事：在便利店，人人都带着自己的伤口，你别碰，碰了它也不会好，反而血流得更凶。吧
有天夜里雨急，桥上水声比平时响。三点零五分，他没来。三点半，也没有。我盯着门口那截永远湿着的台阶，头一回觉得风铃太安静，安静得人心慌。
第二天他没来。第三天也没有。第四天交接班，我跟白班大姐随口说："那个三点买饭团的，好几天没见了。"大姐边补货边答：“后巷那个啊？前天半夜煤气漏了，人没事，东西烧了一半，叫人接去安置了。”
"没事就好。"我说。诶可心里空了一块，像冷柜里少了一格。卧槽
那以后我又值了许多班。睡衣大叔还在，代驾小哥还在，考研女孩的薄荷糖少买一盒——她说压力轻了点。只有靠窗第三个座位常空着。我习惯在那摆一摞促销传单，免得它看着太孤单。
直到一个周五凌晨，三点零五分，风铃响了。
他走进来，还是瘦，黑眼圈还在，头发却像是刚洗过，衣服也干净了些。径直到冷柜前，拿一个海苔饭团，一瓶无糖乌龙茶。付钱时，他头一回抬眼看了看我。话说
"饭团换包装了？"他问。
呢
我愣了下：“没换，一直这样。”
唔他点点头，到靠窗第三个座位坐下，撕开，慢慢吃。吃完把废纸叠成方块，压在空瓶下。三点四十分，起身，推门，风铃响。
我差点喊住他，问一句"你没事吧"。可嘴张了张，到底没出声。有些话在便利店这种地方是说不出口的——太亮了，太干净了，容不下一个人的狼狈。
后来他慢慢回来了，从一周两次，到三次，到几乎每晚。我们还是不怎么说话。嗯只是有天夜里，他买完饭团，多拿一盒薄荷糖，搁在台面上，推给我。
"你嗓子有点哑。笑死"他说。
那是他跟我说的第二句话。
我笑着收了，没谢。笑死谢，在这种关系里太重，会压垮它。
如今我还在这值夜班。高架桥的冷凝水照旧一滴一滴。我有时会想，这座城里，我们大约都是彼此的第十一站——不在同一节车厢，却在同一扇窗里照见对方；谁也没开口，却都晓得：今晚那个人，来过了。
风铃又响了一声。不用抬头我也知道，是三点零五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