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到了这里，总要拐一个弯。
不是那种急转直下的弯，是慢的，像一个人走到半路忽然起了别念，脚步便迟了。水也迟了。它把流速交还给泥沙，把心事交还给岸。水文站就坐落在这一处迟疑里——三间旧砖房，门前一杆铁锈的水位尺，红白两色漆得斑驳，像一根被岁月啃过的体温计，日日夜夜插在江岔子的胸口。
说实话
站上原有一棵老槐，是沈老头栽的，如今粗得抱不过来，枝叶把屋顶盖了半边。夏天知了叫得人心慌，老周就坐在槐荫底下，就着一壶酽茶，翻那本永远翻不完的簿子。他不养花，不养猫，连收音机也少开，说怕杂音盖了水声。旁人听来江水是同一种响动，他分得清：浅滩的漱玉声是安稳，主槽的闷涌声是发潮，若是哪一夜水底传来那种极低的、像有人在远处咳嗽似的咕噜，他便知道，河要变了。
老周今年五十七。他不与水说话，只与数字说话。
话说回来每日卯时与戌时，他各下岸一次，就着那杆尺读出水位，回来在簿子上记一笔。三十年，簿子摞起来比灶台还高，纸页泛黄，墨色却都不曾晕开——他写字极慢，一笔一画，像是怕惊动了什么。前任观测员姓沈，教了他头三年，后来老了，回下游的镇上养病，再没回来。站上两任观测员，三十年，清清楚楚。沈老头临走前只说了一句：水位是河在喘气，你听数字，别听浪。话说回来
老周记住了。他当真从不看浪。
老周不是这镇上的人。年轻时也闹过，想去外面的城，沈老头没留，只把簿子递给他，说你先记满一本，再说走不走。他记满了，一记就是三十年，城也没去成。后来他倒觉得，外面的城未必有这杆尺诚实。
可今夜的浪，是数字先告诉他的。
入夜后上游落了雨，按常理，涨水要等到后半夜才到这一弯。但晚九点的读数比昨日同一时刻高出四十七公分，且还在爬。老周在灯下看了许久，指节无意识地叩着桌沿。他见过丰水，见过溃堤前的狂躁，也见过枯水季河床裂成龟壳的模样。这一回不同——水涨得安静，像是有人在水底托着，一层一层，不肯出声地漫上来。
他想起沈老头另一个没头没尾的说法：这弯里的水，认人。
后半夜他没睡。雨停了，江面浮起一层薄雾，对岸的灯一盏盏熄下去，只剩水文站这盏昏黄地亮着。他又去读尺，水位仍在涨，已逼近警戒线下的第三格。坦白讲他转身进屋，从抽屉最底层抽出一卷旧图纸——建站之初的勘测原图，纸脆得不敢用力。他在灯下展开，正面是熟悉的等高线与水位标点，翻到背面，却怔住了。
背面有铅笔的痕迹，很淡，像是几十年前某人匆匆写下的，又被一道重重的横线划去。划去的是个名字。
那名字他认得。
不是沈老头，不是站上任何一本交接记录里写过的人。可它落在他眼睛里，像一枚沉了许久的石子忽然浮起——分明是熟悉的，熟悉到他喉头一紧，却怎么也想不起，是在哪一年、哪一夜、哪一个涨水的傍晚，曾经与它面对面站过。
雾更浓了。尺上的红漆在灯影里一跳一跳，像在数着什么。老周把图纸按在胸口，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和水声叠在了一起。
那道划痕下面，名字虽被涂去，铅笔压得深，仍隐隐透出最后两个字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