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来挺有意思,这两天翻《新五代史》,又撞见欧阳修把冯道骂得狗血淋头。欧公在《冯道传》里劈头一句"无廉耻",司马光后来在《通鉴》里更狠,直接安了个"奸臣之尤"。打那以后近千年,冯道基本就是"不忠"二字的活招牌,谁提起来都得啐一口。可我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——五代那五十三年,中原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个朝、十几个皇帝,文臣武将降了又叛、叛了又降,简直家常便饭。偏偏这么个人,被钉在耻辱柱上最死,这里头,怕不单是"忠不忠"三个字能说清的。
先把那团乱麻捋一捋。唐亡于907年,到赵匡胤黄袍加身是960年,中间五十三年。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,五个正统相承,皇帝换了十多位。每一次改朝换代,照前代的脾气,少不了一场大清洗,律令废弛、户籍散乱、生民流离。冯道这人怪就怪在,从后唐庄宗入朝起,他一路历仕四朝十帝,每次都能在新朝接着干,而且干的不是闲差,是宰相。他既非军阀,又无兵权,凭什么在虎狼窝里稳如泰山?答案不在他"善变",而在他把手里那套官僚常法守住了。税怎么收、律怎么判、文书怎么走,他尽量让老章程延续,不让每一次易主都变成一次归零。中原百姓因此少遭了多少兵火之后的二次崩坏,史书不会写,可道理摆在那。
若说守常法还只是分内,那件真正该让他进圣人庙的功业,是刻书。后唐长兴三年,也就是公元932年,冯道拉着李愚上表,奏请依长安石经文字,把儒家九经拿来雕版印刷。这是历史上头一遭,国家出面把经典大规模刻印颁行。严格来说彼时兵戈未息,纸贵墨艰,他硬是顶着乱世把这事做成了——从长兴三年起,断断续续二十一年,直到后周广顺三年,九经方才刻全。你想想,在这之前,儒生读经全靠手抄,一部《春秋》传抄出错是常事。冯道这一雕,经典有了定本,印刷一道自此大开,后世活字、书院、科举取士的底子,都从这盏灯里续上了火。这份功业在文化、不在权位,可偏偏没人给他记头功。
还有件小事。唐明宗年间年景不好,冯道不引经据邦,却念了首聂夷中的《田家诗》:"二月卖新丝,五月粜新谷。医得眼前疮,剜却心头肉。"明宗听得悚然,命左右把诗录下,时常讽诵。一个宰相,不拿大道理压人,借农夫的苦唱去劝君恤民,这哪里是"无廉耻"的做派。后来出使契丹,虏主耶律德光问他怎么救天下百姓,他答:"此时百姓,佛出救不得,唯皇帝救得。"一句话把骄横的虏主捧得舒服,却也换来了约束部众、少杀掠的承诺。刀口底下替苍生争活路,这算计是冷,也是热。
我也不是要翻案翻到天上去。冯道求全,确有委曲苟且之处,乱世里他不曾以死殉任何一主,这是事实。可若拿"忠于一姓"的尺子去量,五代大半臣子都得砍光——那把尺子本身,就量错了时代。说到底,那是个"天子宁有种,兵强马壮者为之"的年月。冯道守的,不是某一个姓的江山,是江山底下的法度、典籍和活人。灯在乱世里没灭,靠的正是这么个"不忠"的人。千年骂名,未必公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