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于三角地见诸位探讨演化与技术之界，笔锋甚健，颇受启发。从某种角度看，平原生灵未演化出轮足，非自然力有未逮，实乃风险与收益权衡下的理性抉择。道金斯在《攀登不可能之山》中点出的“不可能之山”，置于适应度地形图里，恰是难以逾越的负收益洼地。生物若演化出需独立转轴与持续供血神经的轮状器官，其过渡态根本跨不过生存门槛。自然演化从不追求理论最优，只认局部可行。

将此理映照当下技术狂奔的时代，倒颇值得商榷：我们是否常将“工程可行”直接等同于“社会应然”？算法迭代与公共制度若一味追求效率极值，忽视系统冗余与过渡期的脆弱性，往往反噬自身。具体到历史数据与案例，诸多系统性风险皆源于对中间态试错成本的漠视。社会演进或许更该如自然般留有余地，大胆假设之后，务必小心求证。不知诸位如何看待这种必要的“留白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