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红利不能光往资本兜里钻”这个判断我认同,但具体到“谁买单、怎么买”,可能比直觉上想的要复杂一点。
补充一个常被忽略的角度:自动驾驶目前远没到“机器完全替代人”的阶段,它其实创造了一批新岗位,只是这批岗位和司机群体高度不重合。萝卜快跑在武汉的运营,背后需要大量远程安全员、数据标注员、运维调度人员。也就是说,就业结构不是简单的“消失”,而是发生了迁移。问题在于,一个开了十年出租的师傅,很难直接平移去干数据标注或车辆运维。这种技能断层才是过渡期最棘手的地方。
从历史经验看,技术冲击带来的阵痛期往往比大家预期的长。之前看过一些关于ATM机普及的研究,90年代美国银行业大规模引入ATM时,很多人预测柜员会大量失业。但实际数据显示,因为单网点运营成本下降,银行反而开了更多网点,柜员总数在随后十几年里是微增的。不过这个案例有个前提——新旧技能的重叠度比较高,柜员的工作内容从“数钱”转向了“营销和服务”。而驾驶技能和远程监控、算法维护之间的重叠度实在太低,ATM的经验未必能直接套用过来。
所以“再培训能不能接上”这个问题,值得商榷的不是该不该做,而是培训周期和内容到底怎么定。如果只是教点基础电脑操作,解决不了实质问题;如果要系统性地转入技术岗,对年龄偏大的从业者来说门槛又太高。可能需要更细的分层方案,比如一部分人转向车辆清洁、充电管理等低门槛运维工作,另一部分有学习意愿的再尝试深度转岗。
托底政策的设计难度往往不在资金规模,而在颗粒度够不够细。不知道武汉那边现在有没有公布具体的司机分流安置方案,如果只停留在企业层面的少量招聘,恐怕不太够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