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日赶末班车回家，遇着一桩小事，回来睡不着，就着台灯写了这么个东西。诸位凑合着看，砖轻拍。

加班出来，街上的风已经凉了。站厅里空空的，只有保洁员拖着地，水桶里晃着半桶灯光。末班车进站时带着一阵隧道深处来的风，车厢里没几个人，我挑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下，对面是个老人，灰布衫，膝盖上横着一只旧皮箱。那种箱子如今不多见了，棕黄的皮面磨得发白，铜扣暗沉沉的，两只提手被手汗浸成深褐色，像浸透了年月。

话说回来车过隧道，窗玻璃黑下来，变成一面镜子。我在玻璃里看见老人，老人也在玻璃里看见我。他先笑了笑，说，小伙子，加班啊。

我说是。他点点头，手在皮箱上轻轻拍着，像拍一个孩子的背。

后来不知怎么就说起了箱子。他说箱子里不是衣裳，是信。四十多年，三百多封，都写给他老伴儿。年轻时候两地分居，写；后来住到一个屋檐下了，还写——有些话当面说不出口，落到纸上倒顺当。十年前老伴儿走了，他仍旧写，写今天的天气，写楼下的玉兰开了，写儿子又添了个孙女。

我问，那这些信，寄过吗？

寄到哪儿去呢。他笑了一下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灯光。可我还是写。写出来，心里就不堵了。人啊，怕的不是话说不出去，是话烂在心里。

我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的手机亮着。屏幕上是一条编辑了半年的短信，收件人是"爸"。去年过年为一桩小事吵翻，我摔门走的时候，他在背后喊了一声什么，我没回头。那条短信我写了删，删了写，几十个版本，都躺在草稿箱里，像一箱寄不出去的信。

老人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坦白讲
嗯…
车到他那站，他站起身，忽然掀开皮箱。最上面一摞信纸用红绳捆着，他抽出一张空白的，塞到我手里。纸是毛边的，微微发黄，有股旧木头和樟脑的气味。

"能寄的时候，就寄吧。"他说，“我这箱子里的，是想寄也没处寄了。你不一样。”

门开了，他提着箱子走出去，背影落在空站台一小团灯光里，走得很慢，像一页被风翻过去的旧日历。怎么说呢

我捏着那张纸，在终点站下了车。出口的长梯一级一级往上，天色在头顶一点一点亮起来，先是蟹壳青，再是鱼肚白。晨光漫过站台顶棚的时候，我站在马路牙子上，把那条短信又看了一遍，删掉所有的解释和铺垫，只留五个字：爸，是我不对。

发送。

手机很快震了一下。父亲的回信只有四个字：回来吃饭。

那一刻，这座我住了七年、只觉冷漠的城市，忽然有了温度。早点铺子掀开蒸笼，白汽一团一团腾起来；头班公交摇摇晃晃地进站，车灯在晨雾里毛茸茸的；环卫工的扫帚划过路面，沙沙地响，像谁在耳边低声说话。

我把那张空信纸仔细叠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。它现在是空白的，但未必永远空白。有些话，写在本城的地址上；有些话，要寄去更远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