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来夜里常醒，索性起来写点东西。这篇断断续续写了几晚，讲渡口的一封信，贴出来，权当给同样睡不着的朋友作个伴。
我退下来那年，邮包交了出去，人却闲不住。每天傍晚总往渡口溜达，看最后一班船把对岸的灯一盏盏接过来，又一盏盏送回去。那是这辈子见过最慢的来回，去时天还亮着一点边，回来就全黑了，像把谁的一天悄悄收了尾。
那天风大，末班船靠岸时舱门晃开，一只信封从缝里滚出来，落在我脚边。牛皮纸叫海水沤得发软，墨迹洇开，收信人那栏写着：沈砚秋，落款地址是三十年前就拆掉的三号码头。翻到背面，寄信人空着，只盖了一枚模糊的邮戳，年月早辨不出了。
沈砚秋。这名字我在渡口听了半辈子。三十年前那个台风夜，人说他在三号码头失了踪，连鞋都齐整地留在石阶上。后来谣传很多，有说被浪卷了，有说卷了钱跑的。久了，也就没人再提。
我揣着信，先去了旧码头。遗址上立着几间卖渔具的棚子，老板娘听我念名字，摇摇头，说那年她还没嫁过来。又拐到街角那家旧书店，老板翻了半天账册，说沈砚秋从前常来，买的多是旧诗集，后来忽然不来了。"像被谁轻轻叫走了一样，"他补一句，“走那天还欠我两本《飞鸟集》的钱，至今没来结。”
我觉得吧真正让我站住脚的，是河西那栋老楼里的独居老人。她姓什么不肯说，只叫我声阿婆。我递信过去，她手抖了一下，却没接。"你哪里来的这个。"声音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。
我把捡信的由头说了。她沉默很久，窗外的雾压下来，把对岸的灯糊成一团晕黄。搪瓷缸里的水凉了，她也没喝。
"那年台风，"她终于开口，“他没走。人就在楼下，摔在石阶上，头磕了。送去医院的路上就没了。是我拦着没报真名，也没让人知道。他哥哥在外头欠了债，怕人寻上门，我就随了’失踪’的说法。一随三十年。”
“那这信……”
"他出事前托我寄，我忘了。一忘三十年。"她笑得苦，“你猜写的什么，‘等我回来吃晚饭’。就这一句。他总说我一个人吃饭冷清，隔三差五要过来陪我。”
我忽然懂了。她拦着不说，未必真是怕债主。是怕那句"等我回来"落了空，叫活人年年惦记、年年落空。她替他瞒下了结局，也替自己瞒下了这顿永远没吃上的晚饭。一个秘密压在两个人身上，倒比真相轻些，也重些。
末班船的汽笛又响。我回到渡口，蹲下身，把信轻轻塞进石缝里。潮水上来，会把它泡软，洇开，最后和礁石长在一处。说实话那些没说出口的话，总得有人替它们放下。
船尾没入夜雾，灯一盏盏灭了。对岸再亮起来，要等明早第一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