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站叫青禾，一天停七趟车，第六趟是末班。老周的小摊支在出站口那盏坏了一半的路灯底下，铁皮棚子，一口锅，一方小灶，炉火从傍晚亮到后半夜。末班车进站是十一点四十，等人流散尽，钟往往过了十二点。他收得晚，不为多赚那几文钱——末班车下来的，大半是喝多了的、跟家里吵过的、或者错过末班出租的，脸上是同一种被日子磨钝了的累。老周给每人留一盏灯，多煮一碗汤底，谁饿了递谁一碗，钱随意，没零钱的下回补也行。
他在这摆了三十年。棚子换过三回，锅换过两口，唯独那把木勺没换过。勺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柄让几代人的手磨得发亮，舀汤时木纹里像还吸着从前的水汽。老周说，一勺下去，咸淡自己会说话。他年轻时也坐过末班车，从外乡来，下错站，在风口冻了一宿，天亮前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太太塞给他半个，烫得他直咧嘴。后来他留在这小站，把那点热原样还出去，还加了碗馄饨。
三号座是末班车的老主顾。不是真有这个座号，是老周给常客编的——靠站台第三根柱子底下那张矮凳。那人四十出头，灰夹克，下车不言语，先搓手，等一碗馄饨。皮薄得能透光，馅是现剁的荠菜猪肉，汤里撒一把小葱，淋半勺猪油。他吃得很慢，筷子挑起一只，吹两口，像把这一碗当成当天唯一肯对自己好的事。有一年他来得极勤，坐班似的；后来渐渐稀了，再后来连着两个月没影。老周没问，只在三号座多摆了一双筷，习惯了等人的那点空。
落雪那夜，风把棚布刮得啪啪响，雪粒子顺着缝往脖子里钻。老周照例多煮一碗，搁在三号座。快一点，台阶上上来个姑娘，二十来岁，睫毛挂着雪，喘着气问这是不是周叔的摊。她说她爸姓陈，让带一句话：念了一路那碗汤的热乎，说从青禾站下车之后，那点暖是唯一切得下来的家常味，到走那天还惦记。人没挺过去，腊月里走的，临终前攥着她的手，就这一桩念想。
老周没接话，把锅里温着的那碗端给她。姑娘捧着，手一下子暖了，眼泪砸进汤里，溅起小小的圈。她低头喝了一口，说，是这味。
他从灶台后头摸出那把木勺，柄上油光浸了三十年，递过去。"替你爸接着煮，"他说，“灯我给你留着。”
第二年立冬，青禾站出站口那盏路灯底下，铁皮棚子又支起来了。姑娘系上围裙，木勺在锅里搅出熟悉的响。升起的炊烟里还是荠菜猪肉的香，末班车下来的人三三两两拢过来，搓着手，等一碗热汤。灯没熄过，汤也没凉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