炭火上的玉米还没烤到焦黄，手机就在折叠椅上震了一下。屏幕亮起来，是条新闻推送：“中外六大AI出战上海高考作文，DeepSeek与Gemini夺魁。”我把Willie Nelson的歌声调小了一格，没点开。这种新闻这几年像梅雨天的青苔，越长越厚，看多了脚滑。

可第二条信息让我坐直了。是老陈的女儿发来的语音，只有一句话：“林伯伯，我爸不见了。”

老陈是我的老同事，也是这世上最后一个会在阅卷室里皱着眉、把一篇作文翻来覆去读三遍的人。其实

我退休早，离开那间铺满稿纸和墨香的房间已经二十年。年轻人都说，那是“AI元年之前的石器时代”。可我知道不是。石器时代的人至少还懂得，一块燧石敲出的火花，会因为手掌的温度而不同。现在的阅卷系统不读温度，只读向量。它们能在零点三秒内给出一篇作文的“修辞密度”“情感得分”“结构完整度”，比任何老教师都快。快，当然好。只是有些字，你读得太快，就会漏掉那行被划掉的话。

那行被划掉的话，往往是真话。

我想起老陈。他阅卷有个习惯：遇到空白处，他会把卷子凑到台灯下，看纸背有没有凹凸。他说，有些孩子把答案写在心里，笔尖悬在半空，留下的是“没敢落下的重量”。这种重量，AI称不出来。有一说一它只能看见空白，然后以“内容单薄”为由扣两分。

去年知乎盐言那起爬虫案，新闻里说的是“技术越界”“非法牟利”。可我觉得，爬虫偷走的不只是文字，而是我们一代又一代读者在文字上攒下的体温。你读一篇小说，笑过，骂过，在地铁里为它错过站，这些私密的心跳被偷走，喂给机器，机器再吐出一篇“情感得分优秀”的新文章。那不是创作，是盗墓。

我把烤玉米翻了个面，给老陈的女儿回了电话。没人接。

夜里山风大，帐篷外头的松树沙沙响，像谁在翻一叠旧稿纸。我睡不着，打开那盏用了三十年的马灯，从防潮箱底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上没有邮票，只有一行钢笔字：“给还会为第七行皱眉的人。”

是老陈的字。

我拆开，里面是一叠打印稿，边角被手摩挲得发卷。最上面那页几乎空白，只有中间一行，被红笔轻轻圈住：

“我消失了。但请记住，消失的不是我，是那个会在你划掉的句子上停顿三秒的人。”

我心跳了一下。不是因为这句话，而是因为那圈红笔的弧度——末端有个小小的回勾，像鱼钩。这是老陈独有的标记，二十年前他教我阅卷时，我见他用过无数次。可紧挨着红圈旁边，有一行机器打印的灰色小字：

“情感得分：0.84；修辞密度：中上；建议：减少主观留白，增加叙事浓度。”

打印字下面，还有一行手写的、更淡的字迹，像是被橡皮擦过，又像是被水洇过：

“可那孩子明明在第七行哭过。”

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。帐篷外忽然有脚步声，很轻，踩在松针上，像一柄削尖的铅笔落在纸上。我抬头，马灯的光晕里没有人，只有风把一封信从门帘底下塞进来。

信封里是张空白的作文纸。第七行，有一滴已经干成褐色的墨痕，形状像一颗眼泪。其实

我认出那滴墨痕。那是我二十年前，在一份高考作文上落下的。坦白讲

电话又响了。来电显示两个字：阅卷室。

我没有接。

——未完待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