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那家公司，在城东。我一个人住，出租屋小，回去也是对着天花板，所以晚点回去倒也无所谓。每周三例会拖得最长，散了已经快十一点。地铁早收了，打车又觉得那几十块钱花得心疼，我便改了路线，沿着一条旧巷走回主路去赶末班公交。巷子窄，两边是早年某单位的老宿舍，楼都不高，墙皮酥了，一蹭一手白。我走得勤了，连哪扇窗台摆着两盆快旱死的君子兰、哪根电线杆上贴着褪了色的开锁广告，都认得。
巷子中段有栋三层旧楼。二层东头那扇窗，永远垂着厚帘。不是寻常布帘，是那种老式织锦缎的，暗红底子上印着缠枝，沉甸甸压着窗框，把光捂得一丝不漏。按说这也没什么，老房子谁家没点古怪。可怪的是，差不多每晚十一点半光景，帘子后头会泄出极轻的响动——不是电视，不是水流，倒像有人在翻书，纸页与纸页摩擦的窸窣，一下，停一停，又一下，在四周死寂里格外扎耳。
头半年我没上心。一个加班狗，自顾不暇。这事吧
转机是场雨。有回暴雨，我缩在那栋楼的檐下抽烟，火机打了三回才着。烟刚点上，一抬头，帘缝里漏出一线极淡的黄——不是灯，更像从屋里别处映过去的，虚虚的，像人要走了火候的暖光。就那一瞬，一只手从帘缝里探出来，很慢，指尖发白，把一张叠成小块的纸，轻轻丢进了楼下的铁废纸篓。手缩回去，帘子合上，窸窣声又起。
慢慢来我盯着那只篓子，站了很久。
之后我留了心。每隔些日子，就有这么一张纸飘下来，准准落进篓里，像某种准时的仪式。头几回我绕开走，怕多事。人是怕麻烦的，尤其在这座城里，谁也不认得谁，最好。可人又经不住好奇。有天清早，环卫工还没来，我弯腰把篓里那张纸捡了，攥在手心，走到巷口才展开。
纸上只有一行字，蓝黑钢笔写的，被反复描摹，纸面都起了毛、快刻破了——
怎么说呢
沈砚秋。
慢慢来
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。不姓我认识的任何一个同事，也不像这栋楼里该住的人。
我把那张纸夹进钱包夹层。后来每回路过，都忍不住抬头。也不是想破案，就是心里头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勾了一下。你想啊，一座城里千千万万人，谁会在意一扇不点灯的窗？其实可偏偏，有人在那窗后头，一张一张，把名字往楼下丢。
嗯…
我又捡过几回。后来的纸，有的空着，有的就那三个字，一遍遍描，像怕自己忘了，又像怕别人看不见。我去小卖部买烟，顺嘴问老板这楼住的是什么人。老板眨眨眼，说老楼早空了大半，二层东头那间，好像是个女的，搬来就没见点过灯，也不跟人搭话。再细问，他便摆手，说记不清了，你问这个干啥。
干啥呢。我也说不清。
入夏后我升了个小差事，应酬多了，有阵子没走那条巷。再回去，帘子还在，窸窣声还在，我心里却莫名踏实了些，好像这世上有样东西，没随日子一块儿溜走。
那年夏末，台风上岸。风把巷口那棵老梧桐连根掀了，雨泼得像天漏了。我照样周三加班，回来时整条巷子黑得吓人，连路灯都灭了一盏。路过那栋楼，我下意识抬头——
帘子后头，头一回，一点声儿都没有。
坦白讲不是安静。安静是本来就这样。那是"本该有什么、却突然彻底空了"的空，像唱片走到头，针还压着，却再不响了。
我站了许久，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。鬼使神差地，我踩着积水上了二楼，敲了门。没人应。坦白讲门，虚掩着。
推开门，一股潮味混着陈年旧纸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屋子里没有家具，光秃秃的水泥地上落着几片碎纸。我开手机照明，光扫过墙——
满墙都是指甲刻下的日期。一道一道，密密麻麻，从某年腊月，一直刻到今年初秋。有的深，有的浅，深的是用力刻的，浅的是后来补的。我凑近了看，那些日期并不连续，中间空着许多格，像一本没填完的日历。
而最后一格，孤零零地，停在我第一次路过那条巷子的那一天。
我退出屋子，把门轻轻带好。外头风还在刮，雨打在脸上生疼。那篓废纸，我后来再去，已经空了，被人清走了，或者，被风卷走了。我说不上来。
我后来常想，那扇从不点灯的窗后头，那个人，数的从来不是什么凶案，也不是一桩要藏起来的失踪。她只是在数日子，数路过的人。话不能这么说成千上万个路过者里，我不过是唯一一个，把头抬起来、把那张纸捡起来的人。说实话
这事吧她刻下的最后一格，是我第一次路过的那天。好像在说：你来过。你好像，看见过我。
怎么说呢这就够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