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水在五点之前是看不见的。雾压得很低，贴着江面走，老周的手先动，缆绳上的露水便跟着落进黑暗里。他每天的第一桨比日出早四十分钟，这件事二十年没变过。我查过，二十年前这座浮桥刚系上第一根缆绳时，对岸还是一片芦苇荡，如今那边立起了三栋灰色的安置楼，只有老周和这截桥，还停在原来的水位线上。

他送过的人，他自己说是"记不清，也没必要记"。但桥板记得。南头第二块木板有一道半指深的槽，是学生书包带磨了六年磨出来的；靠中间那片发亮的油光，是挑夫的扁担和归人的泥鞋轮流压了十几年，被太阳一遍遍烤出来的；最末尾那截踏板，边缘被踩得往外翻，像一本被人翻烂了的书角。木头的记性比谁都诚实，它不挑拣，谁来都收下。

有回我赶早班船，随手递给他一袋热干面，他摇头，说吃过了。那一刻桥身正晃，雾里对岸的灯还没灭，他站在船头解缆的姿势，和二十年前的老照片里一模一样。我问他这桥还要摆多久，他低头解绳，说："该拆就拆。"我当时当是句场面话，没往心里去。

拆的那天果然安静。九点刚过，吊车沿堤坝开下来，没有横幅，没有送行的人，连举手机拍的都少。工人先把缆绳一节节剪断，桥板像被抽掉脊骨的鱼，一片片沉进浑黄的江水。河水照常流，比前一天慢不了一秒。岸上几户人家照常生火，炊烟照常散，只是老周屋里那个六点十分响的闹钟，从今往后，再没有什么需要它叫醒的人，也没有谁，需要在五点的雾里去看那一双先于日出的手了。

后来我常想，我们口中的"经过"，大抵都是这种不动声色的从容：以为明天还过得去，以为那双手还会在雾里先动，以为一段水路永远有人替我们摆渡。直到某天它被抽走，江面空出老大一片，你才后知后觉，原来有些路我们只是路过，而它早已摇完了最后一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