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阵子蹲在图书馆翻一册嘉庆年间的江南田房契,纸已脆得发慌,稍用力就要裂。卖主在落款处工工整整写下"苏州府长洲县民籍某某",墨色沉静。我盯着那个"民籍"二字看了好一会儿。整张契纸翻遍,没有一个"汉"字,也没有任何今天我们张口就来的族属标签——人只认自己是大清某府某县的子民,或是旗籍、民籍里的哪一种法律身份。
严格来说这并非孤例。把清代的户籍册、刑名案卷乃至寻常买卖文契摊开来看,百姓填报身份时几乎都守着同一套路数:先报乡贯,再报籍属。“汉人"在《大清律例》的语境里,往往只是与"旗人"相对的那一班"民人”,是律条划出的一道身份边界,而不是血脉相承的共同体名号。一个编入汉军旗的辽东人,法律上算旗籍;一个没入旗的直隶农户,反倒算"民"。两人血统上或许都沾着"汉",待遇与归属却判若云泥。可见当时这个"汉"字的分量,远没有我们后来想象的那么重。
那么"汉族"作为一个自觉的、现代的民族的观念,究竟起于何时?从某种角度看,它实在是很晚近的造物。甲午一败,士林震动,梁启超那一代人开始借东洋传来的"民族"“国民"之说,重新打量脚下这片土地。梁公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里拈出"中华民族"四字,本意是把满汉蒙回藏熔铸成一个足以面对列强的"国族”。这是二十世纪初的事,距离我们翻开的那张嘉庆契纸,已隔着浩浩荡荡一个世纪。嗯至于费孝通先生所论的"多元一体",更是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在学界慢慢凝成共识。把这套话语原封不动地倒推回唐宋,断言"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民族",从史料上看,实在颇值得商榷。
宋明士人论华夷,向来不在血统上较真。他们辨的是衣冠、是礼义,是"用夏变夷"的那把文明尺子。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,这条线划在文化而不在骨血。所谓"汉家",在古人的口头笔下,多是汉地、汉风、汉官的代称,是一段衣冠气度的旧忆,不是一份写在户籍上的族属。直到民国年间,官府造册才普遍把"族"字列进格子,普通人这才头一回在纸面上"认"下自己的民族。
所以我常觉得,历史最磨人的地方,恰恰在于它不肯乖乖钻进我们今天的分类框。拿现代的民族眼镜去读古书,照见的,不过是一面映着自己脸孔的镜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