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两天翻《壮游》,突然被一句"放荡齐赵间,裘马颇清狂"钉在椅子上。我们从小被教科书喂大的杜甫,是那个"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"的苦老头,皱巴巴、饿兮兮,忧国忧民快溢出纸面。可这首诗里站着的明明是个纨绔:他自述"春歌丛台上,冬猎青丘旁",十九岁出门,吴越齐赵晃了十来年,打猎交朋友,花钱如流水,轻财任侠,是标准的京师贵公子做派。
也不怪大家记错。杜甫家世摆在那儿:京兆杜氏,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;他自己七岁咏凤凰、九岁写大字,含着诗书出生的。少年时代锦衣玉食、饱读诗书,跟后来幼子饿死在战乱里、自己"麻鞋见天子"的惨状,简直判若两人。
严格来说从某种角度看,我们熟知的那个老杜,其实是被安史之乱硬炼出来的。盛唐的月光先照过他的轻狂,国破家亡之后才把他碾成忧患。今人只记得后半段,倒把前半段那场青春给忘了。这事儿挺值得商榷:我们是不是也常拿一个人的晚年,去定义他的全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