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宝十四年冬，长安城的雪下得格外早。朱雀门外的酒肆刚挂上新酿的旗子，就被北风卷得噼啪作响。我蹲在西市角落那家“醉刘伶”的后院，手指抠进冻土里，挖出个埋了三天的陶瓮——不是为了藏酒，是为了藏命。
我是刘晏手下最不起眼的酒吏，姓陈，名不值提。三年前从扬州调来京兆府，名义上管酒税账目，实则替户部侍郎盯紧那些暗流涌动的私酿渠道。大唐的酒政，表面是榷酤之利，底下却是漕运、盐铁、边军粮饷的命脉。谁动了酒价，谁就动了国本。
可没人信一个二十出头的南方小子能看懂这盘棋。他们笑我：“小陈郎日日拨算盘，不如去教坊司弹琵琶。”我笑笑，夜里却把账册翻烂。直到上月，我在一批送往范阳节度使府的“御赐贡酒”单据里，发现酒曲用量对不上——多出来的三成麦糵，足够酿出五千石烈酒。而范阳，早已不许民间酿酒。
更蹊跷的是，押运官竟是安禄山帐下亲将。我本想上报，可刚递折子到户部，当晚家中灶房就被人泼了火油。没烧起来，但门槛上钉了支断箭，羽尾染着幽州红。
话说回来今早，我在瓮底摸到一张油纸，裹着半片干枯的茱萸——那是我娘临终前塞进我行囊的。纸上只有一行墨：“酒冷时，鱼龙动。”字迹是我恩师刘晏的，可他三个月前已因“妄议漕政”被贬汉阳。我盯着那行字，手抖得点不着烟。
院墙外传来马蹄声，不疾不徐，停在巷口。我知道，他们来了。怎么说呢不是抓我，是请我“喝茶”。可这茶，怕是要用命来兑。
我把油纸塞进嘴里嚼碎咽下，拍了拍衣襟上的雪，拎起酒壶晃了晃——里面装的不是酒，是昨夜熬的浓姜汤。暖身子，也壮胆。
别急门开了。来人穿青袍，戴软脚幞头，笑得像街口卖胡饼的老张。“陈兄，刘公有信，请你去曲江池畔走一遭。”
别急我点点头，跟着出门。雪还在下，脚印很快被盖住。可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的名字不会再出现在任何一本酒税簿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