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这座城市的褶皱里开了一间不挂招牌的铺子。没有霓虹，没有字号，连门牌都被雨水泡得认不出字。夜里十一点之后我才拉开卷帘，替人说那些白天张不开口的话。告白，道歉，分手，或者来不及说出口的遗言——它们像退潮后搁浅的鱼，在子夜涌进这扇门，在我笔尖凝成墨，被折好，被封进信封，被一双双颤抖的手带走。三年来我写得手不生茧，却也渐渐分不清，那些滚烫的句子到底属于谁，又最终寄去了哪一个再不会回信的地址。
常来的人各有各的腔调。隔壁大学那个总考不过专业课的男生，攒了半年勇气，只为替暗恋的姑娘写一句「我其实记得你爱喝半糖的奶茶」；一个和父亲三年没说话的中年人，要的不过是一封「爸，周末我回来吃饭」；还有位老太太，每月初一来，让我替她念给床头的空枕头听——她说那是她走了的老伴，耳朵背，得大声些。我坐在墨味和旧纸味里，听一座城把说不出的部分，一句一句交到我手上。
有人讲，把说不出口的话交给旁人写，才算真的承认它存在过。我愿意信这句。在一切意义都可疑的年月里，替陌生人收拢一次真心，大约是我仅剩的、还算诚实的活法。
今夜落了点黏腻的细雨。快打烊时门帘被掀开一道缝，进来一个不肯留名的人。ta裹着深色风衣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在我对面坐下，把一沓边角发毛的旧照片推过来，只说：写一封，给一个早已不在原处的人。
我问，寄去哪里。
ta摇头。有一说一说不知道。那人搬走了，或者不在了，总之原处空着，像拔掉牙齿后久久不合的牙槽。ta的手搭在桌沿，指节有层薄茧，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磨得发亮的素圈，看不出是婚戒还是念想。
我握笔，等了很久。ta不催，只是望着窗外那截被雨水泡软的红色霓虹，仿佛那点光里住着什么，又仿佛只是在等我先开口。于是我落笔——写我原谅你先走了，也原谅我自己没能追上去；写那年巷口的槐树还在吗，你说过要在树底下等我的，我等了很久；写我把你说过的每句话都收好了，可它们现在找不到主人，像无主的坟，风吹过就响。
写到末尾，我忽然觉得笔尖发烫，仿佛这封信早有人替我拟好了底稿，我只是照着描。那些字句熟得可怕，像在某个更深的梦里，已经一笔一画写过一遍。
ta接过信，一行未看，只说：别寄。烧掉就好。
我划了根火柴。火焰舔过纸边，墨色蜷成灰，卷曲，发白，像一只蜷起来的手。可就在灰烬将熄未熄的一瞬，火光底下竟浮出几行不曾烧尽的字——那笔锋，那收尾时微微上扬的勾，我熟悉得几乎要窒息。说实话
那是我母亲的字。那个早已不在原处的、最早教会我握笔的人，的字迹。
而她，已经走了十一年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