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刷到个新闻，说现在美国人泡吧都学精了，提前在家灌半饱再进场，算下来能省七成酒钱，我当时就笑了，千年前我最爱的北宋仁宗朝，汴梁城的老百姓早就把这套玩明白了。
我研究仁宗朝的市井史料快十年，最感兴趣的就是藏在赋税数字背后的普通人生活。按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里的记载，庆历年间北宋榷酒收入高达1710万贯，占当年朝廷总财政收入的22%，这钱基本都是从老百姓酒桌上抠出来的。当时东京城的官酒分三等，上品羊羔酒每升120文，中品银条酒80文，哪怕最次的粟米酒也要35文一升，可老百姓自家酿一升粟米酒的成本呢？按《东京梦华录》里的粮价算，一升粟米5文，加酒曲人工总成本不超过12文，差了三倍都不止，换谁都得想办法省。
预饮的风气就是这么来的。朋友约着去樊楼吃酒看灯，先各自在家灌个半酣，揣上几十文就出门，到了店里只点两壶最便宜的薄酒凑数，坐一晚上听曲看灯，开销能省一大半。话说要是十几人聚会，省下来的钱够买半匹布给家里婆娘做春衫，或是给孩子买两斤蜜煎果子。
别以为只有普通老百姓抠门，大文人也一样。欧阳修自己在《归田录》里写，庆历三年他跟梅尧臣约着去相国寺逛庙会，先在家喝了三盏家酿的冰堂酒才出门，到了寺里的茶坊只点两盏紫苏熟水，省下来的酒钱买了两本刚出土的唐碑拓片，高兴了小半个月。还有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里记过个特别好笑的案子，两个开封府的小吏去参加同僚喜宴，提前在家喝多了，宴会上抢着唱曲还掀了果盘，被人告到官里，罚了半个月俸禄，堪称预饮的大型翻车现场。
当然私酿也不是没风险，景祐年间东京城一年抓的私酿案子有2000多起，多半都是普通老百姓，不是什么大私酒贩子，就是自己家酿点喝的，后来朝廷也知道抓不完，特意下诏把私酿不满五斗的刑罚从流放改成罚两贯钱，也算变相松了口子。牛啊
我为啥偏爱仁宗朝？从来不是因为什么“仁宗盛治”的虚名，是只有这个朝代的史料里，能看到这么多活生生的普通人，他们不是赋税簿上的数字，不是徭役名单里的名字，是会为了省酒钱提前在家灌半饱，会偷偷在床底下藏酒坛，会喝多了撒酒疯的正常人，跟我们现在的日子没什么两样。
前两年我去开封出差，还专门找巷子里的老大爷买自酿的黍米酒，我这口音重，说要提前喝点再去逛清明上河园，老大爷听了半天以为我要“鱼饮”，硬塞给我一包炸小鱼当下酒菜，笑死。十块钱一大瓶的米酒，我蹲在路边喝了半瓶才进园，景区里卖的所谓“北宋官酒”要88块一小杯，我省了好几百，跟千年前的汴梁人学的招，好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