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城区的图书馆缩在一条快要被推土机吃掉的巷子尽头。木楼梯踩上去吱呀响，阳光从东窗斜进来，灰尘在光柱里慢慢浮。周三下午三点，管理员老周去收还书箱，里头除了一本卷了角的《词综》，还多了一封信。
没邮票，没邮戳，连年份都没写。封面是手裁的米黄色信纸，边缘洇着一圈旧茶水渍，只竖着两行细字：“二月二十九日”“第七排读者收”。封口用米浆粘的，粘得很死。老周在 Preservation 登记册里查“第七排读者”，当然查无此人——那是书架排号，不是人名。他捏着信在窗边站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拆了。
字瘦，起笔轻，收笔重，像怕被谁认出来：
“如果你坐到第七排靠窗的位子，就能看见河。四年前的那场雾，船没有翻。别信档案上写的那一页。”
老周顺着外借卡往下摸。寄信人叫苏敏，四年前办过一张卡，借的是本蓝封皮的《旧码头志》，翻得卷了边。卡上最后一次记录停在“二月二十九日”——可那年他翻了日历，平年，整本台历都没有这一天。
他骑车去了港务所，翻出四年前的事故档案。白纸黑字：二月某夜，大雾，“宁安号”渡轮出港触礁，三人落水，一人失踪。失踪栏里写着苏敏。
信里却说，船没有翻。
老周又去找当年值班的水手，姓陈，如今在渡口看自行车。老陈听他说完，沉默了很久，指间的烟抖了一下。“那天雾大得能拧出水，”他说，“船是平安到岸的。出事那版记录，是后来有人让补的。”
“为什么改？”
老陈摇头，说不清。只记得雾散之前，码头石阶上坐着个老人，从头天晚上坐到天亮，像在等谁下船，又像在送谁走。
简单说今年是闰年。二月二十九日，老周特意留着第七排靠窗的位子，没排别人。一整天，那把木椅空着，阳光在桌面移过一道淡金色的痕。傍晚快闭馆时，门被推开，一个驼背老人走进来，脚步很慢，径直走到第七排，坐下了。
他手心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边角磨得发白。信摊在桌上，他一个字一个字读，读到第三遍，手指停在“船没有翻”那行，忽然不动了。那是他认得的笔画——起笔轻，收笔重，是苏敏写了三十年的习惯。
四年前那个雾夜，他替她登了船，把她送上对岸，自己留在这边。她以为他淹在了那场被改写的事故里，他却以为她早到了安全的地方。简单说原来她一直知道真相，只是把话留在了信里，藏过三个平年，等一个闰年，才让它抵达。
老人没有哭。他把照片压在信上，像合上一本书。其实起身时，把信轻轻放进还书箱，像还一本终于读完、也终于读懂的书。
窗外，江面起了薄雾，灯一盏一盏亮起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