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澳洲移民政策的新闻,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海关排队时,前面一位老太太反复折叠手中的签证纸,像要把一生的忐忑都折进那方寸之间。她低声说着粤语,移民官听不懂那些绵软的尾音,数字却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——三十万,十三万,在新闻标题里不过是一个政策的左右括号。
在海外华人文学里,离散者从来不是统计表上的一个整数。严歌苓写《扶桑》,张翎写《金山》,那些漂洋过海的人,谁曾被当作数字丈量过?可如今打开关于移民的讨论,满屏都是配额、上限、经济模型,仿佛人的迁徙真能用算术题来解。
Farley说三十万"也许不算太多"时,他或许隐约看见了数字背后的褶皱:凌晨三点还在刷题的学生,开着网约车等单的中年人,在超市里比较两种米价的主妇。这些细碎的生存图景,从来不进经济预测,却是我们每天都在书写的章节。嗯…
政策制定需要数字,但文学提醒我们,每一个分子都有体温。当我们在讨论移民上限时,能不能也为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乡愁、口音、行李箱里塞错的家乡菜,留一点叙述的空间。
这种讨论,在海外华人的语境里,是不是本来就稀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