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周在这栋写字楼做清洁,快六年了。工牌上印着"周某某",没人记得他的全名,都叫他老周,或者"那个扫地的"。他矮,瘦,背有点驼,拧拖把的样子像在拧自己的命。
顶楼那片天台,他悄悄包了下来。嘴上说是乘凉,其实养了三箱蜂。几块旧木板钉的箱子,漆皮剥落,挤在空调外机和避雷针的缝里,笨拙,又倔强,像一句没头没尾的旁白。楼下车流碾过暮色,引擎声吞掉一切;楼上的蜂群振着薄翼,嗡嗡地,谁也不理谁。其实头回见的人当那是废弃配电箱,走近才闻见一股甜腥的风。说实话
老周说过,他爹在乡下养过蜂。他记的不是一个道理,是那种味道——太阳晒过草木、再被翅膀搅碎的味道。有一说一城里没有草木,他就自己造一点。
怎么说呢
同事觉着他古怪。三十七楼的人谈融资、喝冷萃、衬衫挺括,没人懂为什么要在水泥森林里留一方给虫子。蜜蜂偶尔越界,落在某位主管的袖口,内网便飘起投诉。物业下了清退令,限三日。
楼下的豆浆摊,陈姐,每天五点半出摊。不锈钢桶里浆白如初雪,蒸气爬上她的眉眼。她从不多问,只在蜂群慌乱逃散的清晨,把桶盖留一道缝。逃蜂钻进去,嗡嗡的,像躲进一句没说出口的庇护。老周每夜收摊,在她脚边放一瓶温水。两个人之间从没有过一句解释,却比许多合同都牢。
台风那夜来得突然。秋雨斜着砸玻璃,整栋楼剩几盏加班的灯,像漂在黑海里。老周想起天台,披了雨衣往上爬。风把塑料布掀翻三次,他跪在积水里,用脊背压住箱盖。雨顺着脸往下淌,分不清是汗还是别的。后来他跟我说,那晚隔着落地窗,他看见好几张年轻脸贴在玻璃上——一个穿卫衣的女孩抱着笔记本,屏幕的蓝光照着她,也照着那三箱蜂;他们没出声,也没人下去,可那一双双眼睛,老周说,比蜜还烫。
霜降后第一次分蜜。他没声张,把一个个小玻璃瓶塞进每个同事的抽屉。有人诧异,有人浅笑,也有人当天多望了一眼电梯上方那扇通往天台的门。嗯…
三十七楼的天台从此有了重量。不是钢铁那种,是极轻、却怎么也吹不走的东西,像一个被悄悄记下的、微小的承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