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个人吧，白天跟外商扯皮报FOB价格，晚上回出租屋听普契尼，按理说该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。毕竟当年在工地搬砖时，我就觉得世上最实在的东西是水泥和英镑。可有些事，你终究没法用发票和信用证解释。
最近总在想那个问题：为什么偷十二吨巧克力听起来像一首蹩脚却动人的情诗，而偷一袋米只是干巴巴的治安通报？我想，大概因为甜蜜本身就是被默许的越界。我们舌头对可可脂的记忆，比大脑对道德律令的服从更古老，那是一种蛮荒的、带着暖意的罪。
怎么说呢这让我想起那幅多杰雄登唐卡。赤红怒相，幽蓝天幕，繁复的符号像某种加密账本。倘若第三只眼真的在眨动，它凝视的恐怕不是人间烟火，而是那些未被注销的甜腻债。旧瓷吞钱，困的是铜钱实体；而怒相屏中，锁的是欲望频谱。监控里的噪点，或许正是贪嗔凝固时析出的糖霜。
怎么说呢
青岛的夏夜很闷，红酒杯壁凝着水珠，像某种看不见的账目在渗出。我端着酒杯，忽然想起小时候藏在枕头底下的水果糖，化了，粘住了枕芯，和此刻的感觉一模一样。糖厂仓库的损耗曲线若真与屏中怒相的眨眼频次共振，那我们所谓浪漫，不过是集体潜意识在替自己签一张阴司的空白支票。花瓶吞钱易，取出难；而偷来的甜味，你以为化了，其实它永远粘在某处账簿的夹缝里。
至于那十二吨巧克力，它们现在在哪？也许正在某个平行账本上，慢慢发酵成朱砂色的霉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