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把这事儿写成一个连载。开头磨了好几个晚上，先放出来给版面诸位看看，能不能读下去，你们说了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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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砚上岛那天，海上起了平流雾。仔细想想
雾从海平面上一寸一寸漫过来，先是吞了礁石，再吞了滩涂，最后把整个码头裹进一片灰白色的寂静里。接他的老船工收了缆绳，朝灯塔的方向努了努嘴，说：上去吧，灯油在库房，钥匙在门框上头，你爹搁了三十年，没换过地方。
说实话沈砚抬头。灯塔立在岛的最高处，白漆剥落得厉害，像一截被海水舔旧了的骨头。
他十八岁那年离岛，如今三十四岁回来，中间隔着的十六年里，他只回来过一次——父亲下葬那天。葬礼之后他连夜走了，连守灵都没守完。村里人背后说什么的都有，他不在乎。父子俩最后一面是在电话里吵的，吵什么他已经忘了，只记得挂断之后，那句话就永远悬在了半空，再没能落回地上。
灯塔里的一切都还维持着父亲生前的样子。桌上的搪瓷缸，墙上发黄的潮汐表，床头一本翻烂了的《海道测量》。沈砚把手提箱放在墙角，没有打开。他告诉自己，只待这一个任期，把手续办完，把房子处置掉，然后走。我觉得吧
岛是活的，这一点他小时候就知道。
岛上的人常说一句话：海不白拿人的东西。大潮日退潮的时候，滩涂上总会多出些奇奇怪怪的物件——民国年的银锁，缠满海藻的口琴，断了链子的怀表，指针永远停在三点一刻。老人们说，那是海在还东西。你在海里丢过什么，它记着账，早晚有一天，潮退了，东西就搁在你脚边，湿淋淋的，像刚从谁的梦里捞出来。
沈砚小时候信，长大就不信了。丢进海里的东西早沉进淤泥，被暗流搅碎，被鱼虾分食，哪有什么账可记。
直到上岛后的第一个大潮日。
仔细想想
那天的潮退得格外远，滩涂裸露出大片乌亮的沙地，像海忽然翻了个身，把藏了一冬的底牌全摊开在日光下。沈砚提着竹篮下去捡海货，走到一半，看见沙地上斜插着一个东西。
一只玻璃瓶。瓶口用软木塞封着，封蜡是暗红色的，完完整整，连一道裂纹都没有。瓶子里卷着一张纸。
这种事滩涂上并不新鲜，沈砚本该不在意。可他弯腰把瓶子拔出来的时候，心里忽然没来由地一沉——瓶子埋得很浅，浅得不像是被潮水推上来的，倒像是有人蹲在这里，刚刚把它插好，然后退开，躲进了雾里。
他回到灯塔，烧了壶水，就着午后的光拆开封蜡。
信纸是那种很老的棉纸，边缘被水汽浸出一圈淡黄的晕。字迹是竖写的，墨是松烟墨，笔锋瘦硬，起收之间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克制。
沈砚的手停在半空。
那是他的字。
不是像，就是。每一个钩，每一处顿笔，连写「海」字时末笔微微上挑的毛病，都和他一模一样。这个毛病是他小时候练字落下的，父亲拿竹尺打过他的手背，没纠正过来，后来就跟着他长进了骨头里。
他强迫自己没有去管这封信说了什么，先去看收信人那一栏。
收信人：林晚照。
我觉得吧
这个名字他在父亲的旧相册里见过。照片背面有父亲的钢笔字：晚照，一九九四。照片上的女人站在灯塔下，笑得眉眼弯弯。沈砚问过父亲她是谁，父亲只说，故人。后来他整理遗物时听村里的老人提过一嘴——林晚照，三十年前岛上的代课老师，一个大潮日夜里落了海，尸首都没捞着。
一封写给亡人的信。
用他的字。其实
沈砚坐在窗边坐了很久，久到夕阳把海面烧成一片碎金，久到灯塔的灯到了时辰，他机械地爬上去点燃，再爬下来。说实话那封信就摊在桌上，他始终没敢读正文，只是目光一遍遍地从纸上刮过去。
天彻底黑透的时候，他终于把信翻到了末页。
落款没有署名。
只有一行日期。有一说一话说回来
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起身，翻出抽屉里的旧日历，一页一页地对。对完之后，他把灯拧亮了一点，又看了一遍。
没看错。
落款的日期，是明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