庆历三年的某个冬夜，汴京城里飘着细雪。延宁坊一户人家点起了红烛，不是娶亲，是再嫁。
新娘姓甚名谁，早已湮没在时间的灰里。只知她前夫亡故不过两年，膝下无子，今日由族中长辈做主，又许了一门人家。妆台前，她对着铜镜抿了胭脂，丫鬟替她重新绾起发髻，插上一支并蒂银钗。窗外有邻妇隔着篱笆笑骂一句：“又不是头回做新妇，害什么臊！”屋里便也笑作一团。
若你我是后世人，读到此处，多半要替她捏一把汗——寡妇改嫁，在“古代”岂不是要被浸猪笼、立牌坊、唾沫星子淹死？可那是在汴京，是在宋朝。这一夜的红烛，燃得理直气壮，旁人眼里，不过是一桩寻常喜事。
怎么说我们常以为，古代女子一旦丧夫，便只能青灯古佛、守节终身，改嫁是天大的污点。这印象，多半是后世戏曲、评话乃至今日影视剧喂给我们的。回到宋时，情形却大不相同。
宋律承唐，寡妇改嫁，原不犯禁。《宋刑统》里写得明白，夫亡而妻在，去留自便；哪怕夫家想拦，朝廷也屡屡下诏，不许强留孀妇。真宗年间便有诏令：寡妇无子者，听其任意改适。也就是说，国家法律这一层，不仅不禁止，甚至替她们撑腰。
名臣们更是身体力行。范仲淹，那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宰相，自己便是继父养大的——生父早逝，母亲谢氏改嫁长山朱氏，他随母改姓，一度名叫朱说。及至他执掌族中义庄，立下规矩，族里寡妇若愿再嫁，义庄照例给钱资送，从无半句苛责。在他眼里，让族人妇人有口饭吃、有条活路，比空守一个“节”字要紧得多。
王安石更绝。我去其子王雱素有心疾，与妻庞氏不睦，荆公索性做主，替儿媳办了离异，又亲自择婿，将庞氏风风光光改嫁出门。一桩在后人看来石破天惊的事，当时不过邻里称道一句“王公厚道”。
最能说明问题的，是南宋的一部判词集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。书里不少案子，关乎寡妇改嫁与财产。法官断案时，立场几乎一边倒地护着妇人：夫亡之后，她的嫁妆田产，听其自便，要改嫁便带走，前夫家不得扣留。在宋人法理中，“夫妇以义合，义绝则散”，婚姻本就不是把人焊死在一块铁板上的。
于是矛盾便来了。我们总说“程朱理学禁锢女性”，仿佛打从宋朝起，女子便戴上了贞节的枷锁。可程颐那句著名的“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”，当时其实属少数人的极端之论，连他自己都承认，那是怕人“寒饿而死”才有的苛求。在汴京的雪夜、在江南的烟雨里，寻常人家的寡妇，照样能再点一盏红烛。怎么说
真正把这套严苛焊进制度、焊进每个女子命数的，是宋亡之后的事。明太祖立国，律文写得冷酷：妇人夫亡改嫁，原有妆奁、夫家财产，一概归前夫之家。改嫁，从“不犯禁”变成了“吃大亏”。再往后，贞节牌坊越立越多，寡妇改嫁从“寻常”沦为“奇耻”，那才是我们熟悉的、喘不过气的“古代”。
所以回头看庆历三年那夜的汴京雪。
那位再嫁的新妇，第二日晨起，该是要给新婆母敬茶的。她大约不会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，也不会料到千年之后，有人会默认她“本该”守一辈子寡。吧她只是循着宋时风气，理直气壮地，又活了一回。
我们常把后来叠上去的枷锁，错认成自古皆然。宋时的月色照过汴河，照过延宁坊那盏重燃的红烛，也照过那些不必低眉、可以再笑一次的宋家新妇。历史最动人的地方，往往不在我们以为的那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