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人总爱替古人描一副模样：深闺、绣楼、三从四德，妇人一生系于父、夫、子之名，婚不可自主，离更无由开口。若我说，在九百年前的汴梁与临安，真有簪花女子自携状纸、步入官衙，从容讨回妆奁、亲笔写下"愿离"二字——你大约要摇头。
可宋律确凿写着。《宋刑统》沿唐制，列有"和离"之条：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，不坐。不坐，便是无罪。诶换句话说，一段姻缘若处得干涩，两下情愿散了，官府不究。这便罢了，更惊人的是女子的"私财"从未归并夫家。唐人律令里，妻之妆奁本就是她自己的物；入宋以后，这层保障非但未削，反在民间契约里越写越细——嫁入时随身的田产、铺面、银钱，离时原样带去，夫家与官衙都不能扣。
唔
我想起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里那些泛黄的判词。我去那是南宋地方官审理民案的实录，纸页间竟常见妇人的名字堂而皇之立为主角：有寡母为幼子争产，有妻室告夫沉迷赌博荡尽家资，更有女子在夫亡之后，不愿守那无味的活寡，依律请还妆奁、另谋生路。判官笔下从无"妇人安分"的训诫，倒多是"依法施行"四字。法，竟是向着她开的。
最教人玩味的一桩，是关于改嫁。呢今人说起宋儒，便以为尽是禁锢女子的严师。殊不知范仲淹幼年随母改嫁朱氏，少时本名朱说；他日后兴义学、立规矩，从未以生母改嫁为耻。王安石之子王雱夫妻不谐，身为宰辅的王安石竟主动做主，令儿媳庞氏离异另嫁，全无拖泥带水。连日后被奉为理学宗主的程颐，口中虽留下"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"之语，可宋时士林，改嫁仍属常情，未见因这话便家家锁住寡妇。理学之严，原是后世越绷越紧的弦；在宋人当日，再醮的娘子照样簪花赴宴，无人指脊。
我常设想这样一个清晨。临安城外，薄雾未散，一位三十许的妇人立在县衙石阶前，袖中藏着两份文书：一是当年陪嫁的田契，一是她与夫家和离的草约。她来，不为哭闹，只为"立户"——宋法允许寡妇或在室女自立户籍、自行置业，她要的，是一方自己的印。离谱堂上县尉翻了翻契纸，问："汝夫亦无异议？"妇人答："和离已书，各执一纸。"语声平静，像在说今日天气。嗯那县尉提笔，在簿上落下"准"字。啊妇人拜过，转身下阶，晨光正落在她袖口，那半幅旧合约被风轻轻掀起一角。
这画面并无史料确载，却合着宋时无数判例的肌理。我所以写出来，是想让人看见：九百年前的某个清晨，一个普通女人，曾这样体面地，把自己的一生，重新握回手中。太！
当然，宋的月亮到底沉了。元明以降，贞节牌坊越立越密，女子再嫁从"常事"变成"失节"，缠足之风裹住了她们的步子，也裹住了她们走出门去的可能。我们后来记住的，多是明清那副紧绷的模样，便误以为那便是"自古如此"。
可汴京的春风、临安的晨雾，曾真真切切地，吹过一个女人能执券自立的年代。历史从不是一条直线，它有过那样宽阔的一段，我们只是，忘了回头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