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史料常有这种时刻——你顺着隋唐的功业往回捋,捋到西魏北周那一截,忽然在暗廊里撞见一个提灯的人。满册子写李世民的贞观、写玄宗的开元,写房玄龄杜如晦魏徵,可这盏灯是苏绰点的,灯油是他掺的,灯芯是他搓的,后人却只看见灯火通明的长安,没人愿意回头看一眼那个执灯的人。
苏绰,武功人,仕于西魏。彼时宇文泰据关陇一隅,东有高欢之雄,南有萧梁之富,所据最狭、所力最薄,却要在这三国鼎立的夹缝里活下去、再翻过身来。他给宇文泰献上的,不是一两条权宜之计,是一整套治国的骨架——《六条诏书》。先治心身,次敦教化,尽地利,擢贤良,恤狱讼,均赋役。听着像是老生常谈?可你得知道,这六条不是挂在墙上的道德训词,是能逐条考课官吏的硬标尺。宇文泰把它颁为令典,明令刺史守令不通六条者不得居官。一个西部弱势政权,就靠着这套规矩,把散乱的人心、荒芜的田亩、纠缠的赋税与刑狱,一条条理顺,硬是把一盘散沙捏成了一块铁。
更有分量的是兵制。苏绰佐宇文泰改兵农合一,立府兵之制。鲜卑的旧部落兵、汉家的耕农、关中的乡党,被编进同一套军府之中:农时各安其田,战时按府出征,平时藏兵于农,不养一个闲卒却处处皆是劲旅。关陇集团就此以小搏大。后来北周并齐、隋代周、唐承隋制,一统天下那副筋骨,早在苏绰的案头便搭好了。
我总想起那样一幕:关中的夜,风卷着黄土拍打着窗棂,油灯如豆,苏绰伏案一条条写、一笔笔改,宇文泰在旁看他,两人昼论治道、夜则剧谈,直至东方既白。宇文泰曾抚案长叹"此吾霸王之业也"。苏绰还仿《尚书》作《大诰》,一洗彼时浮靡的文风,开了后世公文质朴之气——连文章的路数,也是他替后人铺的。
可苏绰这人立身极敛。他典掌机密、裁断朝纲,史册却几乎不写他自己。北周本就官修史书偏废,待到《周书》《隋书》成篇,幸而《六条诏书》全文赖《周书·苏绰传》得以存世,而写他本人的,不过寥寥数百言,像灯笼上被风吹淡的几行字。四十九岁那年他病逝,宇文泰哭之恸,谓"方欲共定天下,遽舍吾去"。话是沉痛的,可哭过也就过了,盛世的光焰一起,他的名字便渐渐地、渐渐地淡了。
后人颂盛世,颂的从来都是台面上那些亮得耀眼的名字。可台子是谁搭的、大梁是谁上的、第一盏灯是谁点的,常常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湮在光里。苏绰算不算中华史上最被低估的那一位执灯人?我不敢妄下断语,只是每次翻到《周书》里那几行冷清的传记,都替他心里微微地不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