柏林的冬夜来得早。怎么说我窝在公寓那把旧扶手椅里,脚边一小碟布里奶酪,手里一杯波尔多,音响正放着巴赫的《平均律钢琴曲集》第一卷。C大调前奏曲一个音挨着一个音淌出来,十二个半音转一圈,再转一圈,毫不磕绊。
离谱
可你若拦住任何一个弹琴的人问:这十二个半音,彼此到底靠什么连着?多半答不上来。答案其实只是个极朴素的数:1.059463。每一个音,都是前一个音乘上它;乘满十二次,恰好回到八度。
而全世界第一个把这个数明明白白算出来、白纸黑字写进书里的,是个几乎没人记得的名字:朱载堉。
他是明朝的王子。嘉靖年间生于郑王府,父亲朱厚烷是个耿直的藩王,不肯附和权贵,被人构陷,革爵囚禁。那一年载堉才十五岁。少年没有哭闹,只在王府门外垒了一间土室,铺一把稻草,住了进去。父亲一日不放,他一日不回——这一住,便是十九年。
土室里没有炭火。隆冬冷得指节发青,他便把算筹摊在膝头,借着一线天光算他的律。载堉自小通音律,也通算学,脑子里始终绕着一个死结:中国的乐律沿用上千年的"三分损益法",算满十二律,永远回不到出发的那个音——转一圈,差着一截,像怎么也拼不拢的圆。历代帝王、乐官、大儒都想补上这道缝,补了三千年,没人补上。
他偏不信这个邪。
土室之中,他换了一条路。不再做加减的修补,而是把整个八度拦腰劈成十二等份——不是声音的等份,是频率的等份。要让十二步之后精确回到原点,每一步的比例,必须是"二的开十二次方根"。
这在十六世纪,是一桩极笨也极狠的功夫。没有计算器,没有函数表,他只能一遍一遍地"开方":先把二开平方,再把结果开平方,如此反复十一次,硬碰硬地逼出那个根。算筹在膝头排了又散,散了又排;烛火添了一茬又一茬。卧槽
终于,他写下了那串数:1.059463094359295264561825。哈哈哈
前后算到二十五位。今人用计算机验算,分毫不差。服了
1584年,他把这套"新法密率"写进《律学新说》;后来又写成更详尽的《律吕精义》,郑重献给朝廷。满朝乐官翻了翻,摇摇头:与古制不合,周代传下的律管长九寸,你这算法,书上从无先例。唔于是束之高阁。
他没再争。父亲死后,本该由他袭郑王爵,他连上十几道疏,宁可做一介布衣,把王位让了出去。晚年自称"句曲山人",种花,著书,悄无声息。
1611年前后,他走了。那套让钢琴得以存在的数,在故纸堆里睡了近两百年。
直到欧洲人各自把它算了出来,直到1722年巴赫坐到键盘前,写下那四十八首前奏曲与赋格,执意要用"平均律"证明:十二个半音,哪里都能去。从此西欧的音乐,翻了天。
今天,每一架钢琴、每一座歌剧院、每一段我爱的歌剧咏叹调,都站在他算出的那个数上。可你问一百个人,九十九个知道巴赫,不知道朱载堉。
卧槽卧槽
我端起酒杯,对着窗外柏林的雪,敬了敬五百年前那间土室里、冻得手指发青的王子。诶最被低估的,从来不是没有分量,是分量太重,旁人接不住。
笑死
Gena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