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当年我在莫大图书馆翻《唐六典》时，偶然看到一段记载，愣是让我这个爱喝两口的人怔了半晌——大唐内酒坊所酿之酒，非但不专供皇室，反而要“岁输太常，以供祭祀、宴飨、赐酺”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宫廷自酿的酒，得先交给太常寺，用于国家大典、群臣宴会，甚至皇帝高兴了搞个全民狂欢日（叫“赐酺”），还得从这儿出酒分给百姓。

这跟如今某些人吹嘘的“特供酒”可差远了。前几日看新闻，说国务院食安办又打掉一批假借军队、机关名义卖“特供酒”的团伙。我抽了口烟，笑了：他们怕是连唐朝的酒政都没读过。

其实唐代对酒的管制极严。玄宗开元年间设“良酝署”，隶属光禄寺，专管酿酒。所用曲糵、米粮皆有定额，酒成之后，登记入册，一滴都不能私挪。《唐会要》里记过一件事：有个小吏偷偷把内坊剩酒带回家，被同僚告发，结果杖六十，贬为庶人。怎么说呢你瞧，连剩酒都算国有资产。

更有趣的是，唐代宫廷酒并非一味追求“贵”，反倒讲究“礼”与“度”。白居易写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，那酒未必多贵，但温得恰到好处；杜甫在《饮中八仙歌》里写贺知章“知章骑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”，喝的是市井酒肆里的寻常浊醪，照样酣畅淋漓。那时的酒文化，重在共饮、共享，而非标榜身份。

反观今日，某些品牌硬要把酒分成“普通版”和“内部专供版”，仿佛贴个神秘标签就能身价倍增。殊不知，真正的“特供”，在唐代反而是最公开、最制度化的那一部分——它不属于某个人，而属于礼制、属于国家、属于那个时代对“酒德”的理解。
有一说一
我在北漂那会儿，住地下室，冬天冷得睡不着，就买二锅头兑热水喝。朋友笑我寒酸，我说：“这酒虽糙，但干净。不像有些‘特供’，瓶是金的，心是黑的。”

如今日子好了，偶尔也喝剑南春。看它在酒博会上讲“华夏美学”，倒让我想起敦煌壁画里那些捧酒献舞的伎乐天——酒从来不是秘密，而是光明正大的人间欢愉。

你说是不是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