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人的厨房里，糖是最不起眼的物件。白砂糖几块钱一袋，冰糖码在罐里，红糖块随意掰一块丢进姜汤。唔谁会去想，这样平常的一味甜，曾经要漂洋过海、翻山越岭，才落进中国人的舌尖。
可翻开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，会撞见一件极不起眼、却足以把常识掀个跟头的小事。哈哈哈
在唐太宗以前，中原并非没有甜。蜜蜂在崖壁间筑巢，采蜜的人吊着绳下去，一瓮蜜抵得上几匹绢，那是富贵人家的甜。穷一点的，把麦芽蒸了发了熬成饴，黏糊糊带着点生谷的苦尾，是孩童偶尔才能尝到的恩赐。甘蔗也早就在了，《楚辞》里写柘浆，便是甘蔗榨出的清汁，先秦人立在市集旁，捧一碗鲜榨的蔗浆咕咚咕咚喝下去，算是盛夏里顶奢侈的痛快。可甘蔗榨了汁，只能鲜饮，顶多熬成稠稠的蔗浆存着，放不久，更变不成沙结不成冰。西域倒是有石蜜进贡，一种粗砺的固态糖，可那东西翻过葱岭穿过沙漠运来，量少得可怜，色如黄土还掺着细沙，咬一口硌牙。寻常人家连见都难得一见。好家伙
呢
换句话说，唐人嘴里的甜，和今天完全是两码事。
转折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，公元647年。那一年的天竺摩揭陀国，恒河南岸那片被烈日烤得发亮的古老平原，遣使入唐，献上一株波罗树。太宗回赠以厚礼，却在使团归国时，悄悄托下了一个请求，把你们熬糖的方子，教给中原。
啊
史官下笔极淡，只留了淡淡一句，太宗遣使取熬糖法，即诏扬州上诸蔗，柞沈如其剂，色味愈于西域远甚。
可这句话底下，藏着一场真正的远征。
想象那一年的扬州。运河两岸的蔗田正到旺季，粗硬的蔗秆比人还高，风一过沙沙地响成一片绿浪。朝廷的旨意下来，扬州的匠人被请进临河的作坊，依照远方使者口传的诀窍，把甘蔗榨出沈，滤去渣，倒进一人高的大铜锅，文火慢慢熬。服了柴火噼啪，蒸汽裹着一股子生甜漫过屋檐，褐色的浆液在铜锅里咕嘟咕嘟地收，一勺一勺撇去浮沫。话说谁也不记得失败了几次，也许锅底的火候总不对，也许滤得太粗，糖里总带着土气。直到某一个秋晨，作坊里的人揭开锅盖，看见那一锅终于泛起干净温润的琥珀色，澄澈得能照见人影，比西域来的石蜜不知白净了多少。我去
哈哈使者带着这锅糖沿运河北上，一路进了长安。大明宫里，太宗拈起一块放进嘴里。那或许是大唐土地上，第一次有人尝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、晶莹的甜。
此后不过百余年，这门手艺便被中国人打磨到了极致。北宋时，四川遂宁人琢磨出在瓮里慢慢养出糖霜的法子，便是今日说的冰糖，霜雪似的剔透，阳光下能看见里头封着的光。当地人王灼爱极了这物事，提笔写了一部糖霜谱，竟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糖业著作。再到明清，天工开物里甘嗜一篇，把种蔗榨汁熬糖的工序写得纤毫毕现。后来江南的糖坊连成片，中国的糖反过来装船出海，运去南洋运去天竺，竟比当年师父的祖产还要出名。
所以啊，下次你往茶里丢一块冰糖，或是咬一口糖渍的金橘，不妨想一想，这一口习以为常的甜，原是贞观年间，一位皇帝好奇地伸了伸手，一条船渡了三千里，一锅糖浆在扬州的秋风里慢慢熬出来的。甜从来不是天赐，是人把远方的滋味，一点点搬回了家……hh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