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日翻旧帖，见诸位论桑弘羊、谈汴京，皆妙。忽而想起一个人，搁在整部二十四史里，连个像样的传都没有，只在《明史·文苑》夹缝中残留数语，仿佛他从未在人间留下过热气。这人叫宋应星。
我常觉得，历史这杆秤，称得起帝王将相的斤两，却总在秤那些“动手做事的人”时失了准头。宋应星便是被这失灵的秤砣压在底下的一个。
他是江西奉新人，万历末年的举人，和无数读书人一样，背着书箱进京赶考。偏偏命运与他开玩笑，几度会试，几度落第。换了旁人，大约要在失意里沉沦半生。宋应星却把落第的路走成了另一番天地。他沿途记下南北物产、农工百艺，看匠人如何冶铁、织布、烧窑、榨油。崇祯十年，五十一岁的他，在江西分宜县教谕任上，把半生所见写成一部《天工开物》。
这四个字起得好。“天工”者，自然之力；“开物”者，人力以成之。天工与人巧相济，万物乃备。全书三卷十八篇，从种稻纺布到铸鼎造炮，从榨糖烧石灰到造纸炼朱，乃至珠玉之细，皆有条理，更配了一百二十余幅线描插图，刀刀见骨，匠人手中锤凿的力道都画得出来。说它是十七世纪全世界最周全的工艺总录，并不为过。同时代的欧洲还困在猎巫与炼金里打转，宋应星已经把格物致知落到了田埂与炉火之间。
然而最叫我感慨的，不是他的才，而是他的“不遇”。
明亡之后，清廷遣人征召，宋应星闭门不出，宁可做前朝的遗民，也不肯为异代执笔。气节如此，才识亦如此，本该在史册上留一笔浓墨。可偏偏是这般人物，连同他那部奇书，在清朝近三百年里，悄无声息地没了踪影。
缘由其实不复杂。一边是文字狱的刀光，一边是“重道轻器”的旧习，读书人讲究心性义理，谁肯低头看匠人的手艺？《四库》开馆，万卷收尽，偏独独不录《天工开物》。书坊不再翻刻，民间抄本散佚，到乾隆末年，中原大地上竟寻不出一部完整的明刊本。一个把农工百艺写得透亮的大家，被自己的时代轻轻抹去了。严格来说
所幸纸张比刀剑长寿。严格来说当年有零星几部随商船东渡日本，在那边翻刻流传。两百年后，近代学人东渡访书，才在彼邦书肆中重新撞见这部“中国失传的奇书”。丁文江诸先生携之归国，重加刊印，世人才惊觉：原来我们自己的土地上，早有人把整个物质世界的门道梳理得如此清明。达尔文翻过它，李约瑟奉它为“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”。可这时，距宋应星埋笔，已过去三百个春秋。
我每读至此，总不免替他不平，又替那个轻慢器物的时代惭愧。一个民族若只敬仰坐而论道的圣贤，却看不见在炉火旁、在田垄上真正撑起文明的人，那秤，终究是歪的。
宋应星终于不再寂寂。只是这迟来的鸣声里，藏着三百年被辜负的光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