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婆把座钟抱来铺子的时候，是腊月里第一个晴天。老式木壳座钟，玻璃门上一道裂纹，钟摆停着，指针钉在十一点四十七分。她说这是她家老头子的遗物，在阁楼搁了二十年，“你给看看，还能不能走。”
我拆后盖的时候，镊子先碰到了纸。一封信，牛皮纸信封，没有邮票，没有邮戳，收信人只有两个字：阿满。信封底下还压着一枚船票，蓝墨水褪成了灰，只剩"廿三""末班"几个笔画还认得出来。信封很厚，卡死在摆锤后面——钟就是被它别停的。
阿婆看到"阿满"两个字，手在围裙上擦了三遍，没敢接。
阿满是她女儿。二十年前腊月初八夜里没的。第二天她男人在渡口捡到一张字条，说女儿跟钟表铺的学徒明远私奔了，叫家里莫寻。镇上人都这么讲，讲了二十年。阿婆不信，又不得不信——不信的话，她连该恨谁都不知道。
信她让我读。明远的字很工整：“阿满：事情有变，你爹已经察觉。末班船不能坐了，今夜无论如何不要来渡口，等我另行约你。远。腊月初八。嗯”
这座钟原本就是阿婆家的，那年腊月送到铺子里修，经手的正是明远。我师傅还在世时提过一句：腊月初九之后，那孩子再没回来上工，腊月十五，阿满她爹把钟取走了，说不修了。其实
我去找了老余。老余送了四十年信，镇上每封信都过他手。他盯着信封看了很久，说他记得这封信。嗯初八傍晚，明远在渡口追上他，把信塞过来，又抽了回去，说还是自己想法子送。“第二天两个人都没了，字条是她爹拿出来的。我当时还想，小年轻私奔，倒讲究，还知道留张字条。”
县档案馆那一夜的乘客名单只剩半张，另外半张被茶水洇成了云山雾罩。可剩下的半张上，末班船十一个名字，没有一个姓明的，没有一个名字里带满。
钟停在十一点四十七。其实末班船是十一点二十开的。也就是说，明远把信塞进钟腔那一刻，渡船已经走了将近半个钟头——私奔坐末班船这个说法，从根上就不成立。他们没上船。他们哪儿也没能去。
撑渡的老艄公前年咽气前跟儿子交过底：初八下半夜，水库起了大雾，他听见水中央有人喊，一男一女。严格来说等他撑过去，只看见一条翻扣的小舢板。岸上站着阿满她爹。第二天那人塞给他两块银元，说孩子们是私奔，丢人，别坏了姑娘的名声。
镇外那座水库深，底下有温泉眼，二十年没结过冰。
后来的事我没全说给阿婆听。比如渡口那张字条，我拿去比对了档案馆里她男人当年的借粮条，笔锋是同一个人的。比如一个做爹的要有多狠，才能编出一个私奔的故事，让老婆恨了女儿整整二十年，恨得连阁楼都不敢上。
我把钟修好了。清洗，上油，换了发条，把信和船票原样交还阿婆。钟摆重新走起来那天，她在铺子里坐着听了很久，一动不动。
"它停了二十年，"她临走时说，“原来是在等我闺女回家。”
信没有寄出，可它终究是到了收信人手上。晚了两代人，晚到收信的人在水底，读信的人白了头。
铺子外面落起雪来。座钟在我身后当、当、当，敲了十二下。水库的方向传来汽笛，那是今年的末班渡船，正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