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周的那张木桌子，摆在我家巷口第三棵梧桐底下，以经有二十年了。桌子比老周矮半个头，桌面被磨得发亮，像一块浸过油的旧玉。桌上永远摊着三样东西：一块灰扑扑的绒布，一盒排得整整齐齐的镊子，还有一只架在铜座上的放大镜——老周管它叫他的"第三只眼"。
话说
我是小学三年级认识老周的。那天我爸那块上海牌手表突然不走了，妈让我送去修。我怯生生把表递过去，老周没抬头，鼻梁上架着那只"眼睛"，正对着一颗米粒大的齿轮吹气。他伸手接表的时候，我才看清他的手指：指节很粗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，可捏起零件来，那双手忽然就轻了，像怕惊着什么活物。
"停了？"他问。诶那是我听见他说的第一句话，声音哑，像砂纸蹭过木头。
对了
“嗯。”
他把表翻过来，用小起子一撬，后盖弹开。"三点零七分，"他念叨，"停在三点的零七分。"好像这个时分有什么讲究。
那是零几年的事。巷子里还热闹，卖桂花糖藕的推车、补鞋的、剃头的，一家挨一家。老周不吆喝，就那么坐着，等人送表来。可奇怪的是，整条巷子的人好像都信他。谁家钟慢了，谁结婚要一块新表，都往他那张桌子走。老周修表慢，一口水不喝能坐一下午，修好了也不多收，说"小毛病，给两块钱就行"。嘿嘿
哦后来我常去。不是表坏了，是喜欢看他干活。他那儿有种奇怪的安静，和外头的吵闹隔着一层玻璃。我趴在桌沿，看他拿镊子夹起一枚游丝，在灯下转出细细的弧。他说这叫"给时间顺气"。我那时候不懂，只觉得老周像个守着什么秘密的人。
老周有个儿子，叫周明，比我大十来岁，后来去了韩国念书。老周每次提儿子，就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照片——周明站在首尔塔底下，笑得露出白牙。照片边角都磨毛了。他说儿子学的是机械，将来要造比瑞士还准的表。"我这双手糙，他那是真本事。"说这话时他眼睛亮，像他桌子上的那盏小台灯。
真的假的
可周明去的年头越久，回来得越少。头两年还寄明信片，后来连电话也稀了。老周不抱怨，只是桌子抽屉里的照片，从一张变成一叠，又从一叠变成用皮筋捆好的一厚沓。他修表的时候，偶尔会停下手，盯着照片看一会儿，又低下头去拧那颗永远拧不好的螺丝。
巷子慢慢变了。吧糖藕车不见了，补鞋的搬走了，梧桐被砍了第三棵，老周的那张桌子挪到了墙根，还是那盏灯，还是那块绒布。有回我问他，您不换个亮堂点的铺面？他摇头："挪了地方，老主顾找不着。“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手已经有点抖了，镊子夹起的齿轮好几次没放稳。
嘿嘿
高三那年冬天，我最后一次见老周精神头足。哦我那块电子表进水，拿去修，他一边拆一边跟我讲周明来过电话，说年底回来，还要带个韩国媳妇来。老周难得地哼起小调，手底下也利索。临走他塞给我一颗他攒下的小齿轮，说"拿着玩，这叫时间的骨头”。
可那年年底，周明没回来。电话也打不通了。再过年开春，巷口贴出告示，这片要拆。老周的桌子还在，人却瘦了一圈，眼睛塌下去，像是那盏灯也快熬干了。
真正的事发生在五月。我高考完回家，路过墙根，看见桌子空着，灯没亮。邻居说老周前夜栽在桌边，叫了救护车。我赶去医院，他躺着，手背上插着管子，见我来，竟还笑："表……修好了，在你爸那。“我才知道，他年前把我爸那只上海表翻出来，里外擦了一遍，说"老物件，得让它走起来”。可他自己，却像那只表一样，慢慢停了。
老周走的那天，三点零七分。护士来拔管的时候，墙上的挂钟正指在那儿。我站在走廊里，忽然想起他当年念叨的那句"停在三点的零七分"——原来那么早，他就给自己定好了时候。
葬礼冷清。周明没回来，只托人汇了钱。老周那张桌子被人收走了，台灯、绒布、镊子、那盒齿轮，一件没留。我后来在抽屉最里头翻出他塞给我的那颗小齿轮，黄铜色，凉的，攥在手心里，像攥着一小截被剪下来的时间。
不是今年我又去了趟首尔。在明洞的人潮里，我忽然看见一家表行橱窗，里头摆着块崭新的机械表，秒针走得一丝不苟。我站了很久，没进去。我想起老周说的"给时间顺气"，想起他那双粗粝又轻巧的手，想起整条巷子的人，都曾把各自的时间，托付给墙根下那盏昏黄的小灯。
有些人的一辈子，就是守着一张矮桌子，替别人把停摆的生活，一下一下，拧回正轨。他们自己走得很轻，轻到街道翻新、梧桐换过，没人再记得第三棵梧桐底下，曾有个老头，能让所有的钟，都好好地，走着。
牛啊我爸那块上海表，现在还走。每天三点零七分，它都会轻轻"咔"一下，像谁在很远的地方，跟我打了个招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