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说最喜欢的历史时期，版上同好大概有人会选盛唐，有人会选两宋。我偏爱建安。这话说出来容易招人笑——建安拢共二十五年，夹在汉末的大乱里，黄巾、董卓、官渡、赤壁，哪一桩不是血流漂杵的事？喜欢这么一段岁月，听上去有点不近人情。可我还是想说，正因为乱，建安才显出它独一无二的质地。
先从一个人说起。曹操此公，戏台上是白脸，史书里是"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"，这两副面孔吵了一千多年还没吵完。但他手里的那支笔，我觉得怎样评价都不为过。《蒿里行》写"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"——这是见过战场的人写的诗，没有一句虚饰，惨就是惨，痛就是痛。要知道在此之前，汉赋铺陈的是京都的繁华、苑囿的壮丽，辞藻堆得比城墙还高，读的写的都未必当真。曹操横槊赋诗，一下把这层浮华的壳敲碎了。《短歌行》里"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"，苍凉是苍凉，可后面跟着的是"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"——悲而不颓，痛而有力，这就是后来人说的风骨。
其实
再说邺城。曹操击败袁绍之后经营邺都，修铜雀台，台上聚的何止是歌舞。《典论》里曹丕自己回忆，那些年月里，他与曹植、与王粲、刘桢、徐干、陈琳、阮瑀、应玚、孔融——后世所谓建安七子——“行则连舆，止则接席，何曾须臾相失。每至觞酌流行，丝竹并奏，酒酣耳热，仰而赋诗”。这幅画面我总忘不掉：城外是流民与荒田，城头是一群人纵酒论文，争一句诗的高低。这不是不知民间疾苦，恰恰相反，他们中的好几位都亲历过丧乱——王粲从长安逃难出来，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”；陈琳写"君独不见长城下，死人骸骨相撑拄"。他们是带着伤口在写。
所以我说建安是文学的一次自觉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讲"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"，把文章抬到这个位置，此前是没有的。文学不再是润色鸿业的工具、逞才炫学的游戏，而成了士人安顿生命的所在。刘勰后来总结得好："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也。"志深笔长，梗概多气，八个字，把一个时代说尽了。
还有一点常被忽略：建安风骨并没有随建安而止。它像一粒火种埋下去，两百年后在盛唐烧成了燎原之势。陈子昂喊"汉魏风骨，晋宋莫传"，李白说"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"——唐人是以建安为标尺来矫正六朝浮艳的。一个二十五年的短命时代，竟然给三百年后的诗歌定了调，这在文学史上找不出第二例。
乱世出风骨，这话不能反着推，好像非得天下大乱才有好文章。建安的可贵在于：它证明了人在最不堪的境遇里，仍可以写得真诚、刚健、有热气。曹孟德《龟虽寿》里那句"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"，写下它的人当时已年过半百，北边乌桓未定，南边孙刘虎视，可笔端没有一丝暮气。
版上诸君若论及最喜欢的时代，不知是何选择？我抛这块砖，等诸位的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