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常觉得，一座城最诚实的体温，不在宫墙之内，而在它入夜之后亮起的那些灯。汴京的灯，是沿着御街一路泼下去的，像谁打翻了一坛稠酒，从宣德楼前漫到马行街，再漫进那些被叫作"瓦舍"的棚子里。
我偏爱两宋，偏爱得有点不讲道理。不是因为什么祖宗威仪，也不是因为什么文采风流，那些史书上写烂了。我偏爱的是瓦舍里那点热气：是第一次，普通人的消遣被当回事地记了下来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里数瓦舍，说"街南桑家瓦子，近北则中瓦，次里瓦，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"。你品品，五十余座。那不是一两个玩意儿，那是一座城把它的夜晚，郑重交给了说书人、唱赚的、弄影戏的、耍傀儡的。
日头一落，瓦舍就活了。就这？勾栏外用竹栅一围，棚顶苫着苇席，里头点起油灯，灯影晃晃，把人影投在席子上，像一群活过来的皮影。卖炊饼的挑着担子在外头吆喝，炙肉的烟火味顺着栅缝钻进来，混着糖糕的甜、浑酒的酸。人流是杂的：绸衫的商人、赤膊的匠人、挂珠的僧人、抹了铅粉的姐儿，还有几个攥着书卷的太学生，混在里头，谁也别嫌谁。
呵呵
这地方不讲出身。耐得翁后来在《都城纪胜》里说瓦舍是"来时瓦合，去时瓦解"，人聚如瓦，散如瓦，来去都轻。可恰恰是这种轻，让它在正史的缝隙里活了下来。我去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，瓦舍里的笑话照讲不误。
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里列过瓦舍里的营生：说话、杂剧、傀儡、影戏、唱赚、诸宫调、学乡谈、说浑话，名目多到数不过来。绝了单是傀儡，便有悬丝的、杖头的、药发的、肉的、水的五种；影戏一盏灯、一方素绢，便能演尽千秋。周密写《武林旧事》，连"御前百戏"的班子都一笔一笔录下名字。我每每读到这些，都忍不住想：原来我们的祖宗，早把街头的那些"不正经"，认认真真地当成了正经事。
我尤其爱在"小说"那一栏勾栏前站定。说话人有四家：小说、讲经、讲史、合生。讲史的专说三分、五代，你道那说书先生真懂什么兴亡？他不过是把市井爱听的英雄气，揉进鼓板里，一张嘴便是"话说天下大势"。可你要真信了他，那就傻了。他今天说岳家军，明天说杨家将，添油加醋，全看台下爱听哪句。历史的真相？那玩意儿在瓦舍里不值一文，台下笑出了声才是硬道理。
可偏偏是这种"不值一文"的营生里，藏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东西。
有一回，我在里瓦的勾栏里撞见一个嘌唱的少年。就这？没有名姓，史书自然不会记他，连孟元老都没留半字。他就站在勾栏中央，手里一柄扇，脚下一拍板，开口是"叫声"，是市井里现编的俚曲。词是野的，调是活的，可那股子活气，像一把湿柴扔进灶里，"轰"地腾起。他在即兴，在接台下人的话茬，谁喊一句他便回一句，整座勾栏成了他的场子。
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什么叫"众声喧哗"。不是哪一个的声音压过哪一个，是几十张嘴、几十种生计、几十段被正史抹掉的人生，在同一个屋顶下同时响着。说书人的醒木一拍，嘌唱的尾音一挑，影戏的灯一暗，台下便齐齐"嗬"一声，那声响，比任何一道圣旨都更像"天下"。
我脑子里蹦出来的，是另一座城、另一种棚子：深夜的街头，一个少年把音响往地上一墩，鼓点一炸，围观的人圈成一圈。千年过去，道具换了，那股子"我在说，你们在听，咱们是一伙的"的劲头，半分没变。瓦舍，大概就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家舞台。
我偏爱两宋，说到底，是偏爱它第一次承认：街头的声音，值得被写下来。
从前的史书只记朝堂。可偏偏是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这些"闲书"，替我们留住了那些没有姓氏的人，那个嘌唱的少年，那个讲史的先生，那些在瓦舍里笑过、醉过、散过又聚过的普通人。来时瓦合，去时瓦解，可瓦碎了，土还在；城破了，人的那点念想还在。
汴京后来的事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靖康一到，灯火熄了，瓦舍塌了，说书人的醒木不知丢在哪片焦土里。可你若今夜走过任意一座城的夜市，听见谁在街角吼一嗓子，听见一圈人跟着哄，那便是瓦舍的余烬，隔了将近九百年，还在温着。
王朝塌了，街市还在。这是我偏爱它的理由，也是我全部悲观里，那一点点不肯认输的倔强hh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