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郊的老火车站拆过两回，建过两回。头一回拆，砖瓦堆里很快长出野草；第二回建，野草又被新铺的水泥盖了下去。可站前东头，始终钉着一间不足三平米的代写摊——一张瘸了腿的方桌，一方旧砚，几支秃了锋的笔，墙上一张"代写家书 五元一封"的纸条，墨色叫二十年的日头晒得发灰。南来北往的人在这儿把说不出口的心事交给他，再由他一笔一画，寄回某个他们一时回不去的远方。老杜讲"家书抵万金"，在这小摊上倒不论金不金，是一封信托出去，悬着的那颗心便先到了。有人劝他挪去站里租个铺面，他摇头，说这地方对着出站口，一眼就能瞧见回来的人。二十年来风雨不动，这小摊像是旅客与故乡之间，最后一架文字的桥。
摊主姓周，街坊都叫老周。左眼是在早年一场仗里没的，左臂也让弹片犁过，伸不直，写字全仗右手。他原是兵，退下来时年纪轻轻，却哪儿也去不得，便守了这方寸之地，一守二十年。镇上信不过邮政的人，把积蓄缝进衫襟，托他写封信告娘说钱收到了；远方嫁来的媳妇，红着眼让他替肚里娃的爹写句软话；还有一回，一个不吭声的男人塞来三块钱，要写封休书，老周磨了半宿墨，末了只写"我走了，莫寻"五个字。日头从东墙挪到西墙，他坐在这儿，看过无数人的背影消失在检票口，自己却很少动。他总说自己记性差，可但凡坐过这矮凳的，姓甚名谁、要去哪乡哪镇，隔几年他还能一字不差地想起。唯独他自己，从不在纸上留半个字——像一盏只照别人、从不映自己的灯。
常有人问他，写这么多别人的信，烦不烦。他只笑，眼里的浊白跟着动一动：“人活一世，总得有句话落到纸上，才算真到过这世上。”
入秋那日，天阴得低，像一口倒扣的锅。快收摊时，来了一个女人。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，鬓角有霜，不坐，也不多话，只把一封已经写好地址、贴了邮票的信轻轻搁在桌上——拆开一看，却是一张空信纸。她把信推过来时，指尖微微发抖，像那信比命还重。她说："替我把剩下的写完。"说完这句话，她退后半步，仿佛把什么都交了出去。
老周怔了怔，翻到正面，确是白的，连个标点也无。他随手翻到背面——
那里有一行字。
仔细想想
字迹歪斜，却熟得扎眼。他认得这笔画，像认得自己左手上那道旧疤。三十年前，有人曾这样握过笔，那样吃力地，把横竖撇捺往一处收。
风把桌角一张废稿吹起，又落下。老周没抬头，右手食指在桌沿上停了很久，久到那女人以为他不会应了。
他终于开口，声音轻得几乎被站外的汽笛盖过：“这字……是谁写的？”
女人没答，只望着他，像是等他自己想起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