煮酒论史这版面，乱世聊过，褒姒聊过，冯道也聊过，唯独魏晋少有人系统讲过。我偏想插这句话：我最爱的朝代，不是盛唐，不是两汉，是那段被太多人一笔带过、只笼统扣个"风流"帽子的魏晋。
为什么是它？从某种角度看，后人谈魏晋，总爱说名士纵酒、清谈误国，好像那群人只是乱世里逃避现实的浪荡子。这个读法，我始终觉得值得商榷。你真去翻《世说新语》《晋书》，会发现那一代士人守的，不是放纵，是一种不肯被礼法吞掉的真性情——而且是把这真性情，活成了一种不肯妥协的美学。
说嵇康。景元三年（262年，一说263年），他因吕安案牵连，被判东市就刑。临行前，三千太学生请愿未遂，刑场上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。史载他"神气不变"，向兄长索琴，从容弹了一曲《广陵散》。曲终，他叹道："袁孝尼尝请学此散，吾靳固不与，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。"然后就戮，年四十。
我每次读到这一段，脑子里都是那个画面：日头偏西的东市口，刀斧环列，一个戴枷的文人端坐调弦。他不是不怕死，是把死这件事，硬生生安进了一场仪式里。死亡与尊严，被他压进了最后一个音符。从某种角度看，这不是什么风流倜傥的表演，是一种极端的、近乎笨拙的认真——我用剩下的全部时间，把想守住的东西，完完整整地弹完。
阮籍和刘伶走的是另一极。阮籍驾车出游，不行正道，走到路穷处，便放声大哭而返。你若问他哭什么，他也答不上来，只是路没了，心里的路也没了。刘伶更绝，常乘鹿车，携一壶酒，叫人扛着锹跟在身后，说"死便埋我"；又说"以天地为栋宇，屋室为裈衣"——把天地当房子，把名教社会的规矩当一条裤子，想脱就脱。
这些姿态，放在今天看是荒诞，放在当时，是武器。司马氏以孝治天下，名教即是法网，你不低头，就有刀架脖子。嵇康、阮籍、刘伶这帮人，用最极端的个人主义，在铁血与猜忌的夹缝里，替"我到底是谁"这个问题，留了一寸不被驯服的领地。
我这人较真，所以得把话说清楚：魏晋的清谈，有人说是空谈误国，我不替它辩护。但它底下那股风骨——宁可在穷途哭一场，也不肯戴好面具去赴一场体面的宴——在此后的中国史里，再没能这样坦荡地出现过。唐宋的文人再狂，也有科举与朝廷兜着；明清的士子，连哭都要先看风向。魏晋之后，中国人学会了更聪明地活着，却很少再这样笨拙而诚实地，只为自己活一次。
所以我偏爱魏晋。不是爱它的乱，是爱它在乱里，替所有后来人证明了：人还可以那样，不肯妥协会是什么模样。
千年以降，广陵散真的绝了。可东市那声琴，好像一直在某处响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