旱季比记忆里任何一年都长。营地外的红泥地裂成一片片干涸的河，风一过，细尘就贴着脚踝往上爬，像有生命似的。收工的铃响过三遍，柴油机喘着粗气停了，整个工区忽然空下来，只剩铁皮屋顶在风里发出很轻的金属声，叮，叮，像谁在远处敲一枚生锈的铃。我照例在水池边冲了把脸，拎着那只边角磨白的运动鞋，拐到料场后头的空地。
其实
那是我的老伙计。一双街边摊上淘来的高帮板鞋，鞋头早被我磨出毛边，鞋带换过三回，一只后跟的标都秃了。来非洲之前，它在国内的水泥地上陪我磨过无数个深夜。我本想带过来，收工后还能活动活动筋骨——可这里的地面是红泥，硬得像烧过的砖。我试着在原地颠了几下，鞋底磕上去，闷闷的，不出声，倒把旁边的麻雀惊飞了两只。
他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。
起初我只当是野狗，或者路过的羊。后来才发现是个孩子，七八岁光景，瘦得肩胛骨支起两件叠穿的旧T恤，站在料堆的阴影里，赤脚，脚后跟裂着一道道血口子，沾着干透的红泥。他也不说话，就那么看。我看他，他也不躲，黑眼珠亮得过分，像两口深井，井底什么都没有，又像什么都有。
第二天他还在。第三天也是。到第五天，我放歌的时候，他在阴影里轻轻点了一下头。那一下很轻，像怕惊着什么。我那天放的是段老派的鼓点，低音压得很重，他在阴影里把脚尖悄悄打起拍子，脚底蹭着红泥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，和远处的鼓点竟合上了。嗯…
后来就熟了。他每天收工准点来，远远蹲着，等音箱一响就挪近些。我偶尔冲他抬抬下巴，他就笑，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。我们之间没有一句话是通的——他讲的语言我半个字不懂，我比划的他也多半当笑话看。可节奏是通的。有回我随口哼了段flow，他居然接了个手势，两只手在身前画圈，像在说"再来一遍"。すごい，我那时真这么想，这小子上道。
旱季最深的时候，白天热得能煎蛋，夜里却凉得人要裹毯子。有天晚上我加完班回来，见他还蹲在老位置，缩成一小团，盯着我的鞋看。我问了句什么，他没答，只把目光从鞋移到我脸上，又移回去。月光下那双鞋白得发亮，像两块从别处掉下来的雪。
嗯…
我忽然有点不是滋味。
话说回来
我们这些来帮忙的人，住的是带空调的板房，喝的是瓶装水，晚上还能连上卫星网络，跟家里视频，抱怨这边信号差。而蹲在三步外的孩子，连一双遮脚的鞋都没有。不是说没见过穷——来之前我自以为见够了。可真站在红泥地里，看一个活生生的孩子，把全部的羡慕都安静地搁在一双旧鞋上，那分量是不一样的。它不喊不叫，就那么看着你，看得你心里发空。
有一说一
离开的日子定得很突然。
走前一晚，我把那双板鞋刷了，鞋带重新系紧，放在他常蹲的那块水泥墩上。第二天清早，车队发动的时候，我隔着车窗看见他跑了过来。他穿上了那双鞋——明显大出三码，走起路来像踩着两只小船，可他不在乎。他在红泥地中间站定，然后开始动。那会儿
说不好那是哪门子的舞。没有节拍器…，没有观众，只有清晨的风，和远处工地没散尽的余音。他就那么晃着肩膀，脚尖点地，大鞋子在泥上踩出一个个浅印，越跳越快，缺牙的嘴咧开来，笑得整个人都在抖。红土被扬起来，落在他卷起的裤腿上，落在那双本来属于我的、此刻正好好裹着他双脚的鞋上。他转了个圈，鞋子在泥里打了个滑，他趔趄一下，又站稳，笑得更厉害了。
我举起手机，想拍。举到一半，又放下了。话说回来有些东西，镜头装不下。
车开出好远，我从后窗望，他还站在原地，小小的，朝我们来的方向挥手。那双白鞋在红泥里越来越小，最后剩一个白点，像落在褐色宣纸上的一滴墨，慢慢洇开，洇开，直到看不见。
回到东京之后，我换了新鞋。柜子里那排排整齐的，都比那双旧板鞋值钱。可有些半夜，打游戏打到天快亮，窗外电车轰隆隆过去，我会忽然想起旱季里那个早晨。想那孩子踩着大三码的鞋，在红泥地上跳舞的样子——那么小，又那么满。怎么说呢
他现在该长高了吧。鞋大概早穿不下了。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，曾经有个人，把一双磨毛了边的旧鞋，留在了那个旱季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