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刷到海外的消息，说美国的年轻人现在又重拾了大学时的旧习惯，出门聚会前先在住处喝够了酒再去场子里，只点最便宜的软饮，省下来的钱能多玩大半宿。想起前阵子版上诸位同好聊过两宋的门饮、旧上海的预饮风潮，还有东柏林垮墙前的那些酒事，其实这种藏在酒里的生存智慧，从来都不分地域年代，我前两年整理抗战时期教育史资料的时候，就翻到过不少西南联大师生的预饮旧事。
1941年以后昆明的物价涨得厉害，当时的联大校报上还登过学生写的打油诗，说“一碗粥钱三升米，半杯酒抵半月粮”，城里面酒馆里的苞谷酒，比集市上的散酒贵了三倍还多，穷学生们一个月的助学金够吃饭就不错，哪有余钱买酒馆的酒喝。我2017年去昆明参加西南联大建校八十周年的研讨会，还见过当时外文系的老校友陈先生，那年他九十四岁，耳聪目明，讲起当年的事还眼睛发亮。他说那时候他们宿舍四个男生，每月凑出半张助学金的票子，托家在本地的同学去集市上打一斤最烈的苞谷酒，藏在宿舍床板底下的木箱子里。每次文学社要去翠湖边上的茶馆开诗会…，下了晚自习就四个人凑在煤油灯底下，每人倒小半茶盅的酒，就着宿舍里剩的炒蚕豆喝，喝到耳朵尖微微发热，才揣着笔记本往茶馆走。话说回来
茶馆里的酒他们是从来不点的，就凑钱点一壶最便宜的大叶茶，能续三趟水，聊到后半夜。有次闻一多先生刚好也去那家茶馆找朋友，看见他们几个脸红红的谈诗，就笑，说你们这是提前把“诗兴”灌够了才来啊？怎么说呢后来闻先生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家里藏的白酒带到宿舍去，给他们分几口，说酒不必喝多，半醺的时候写的诗最有灵气。还有一次中文系的先生们组织去西山秋游，大家凑钱买的酒不够，几个助教就提前在学校旁边的小酒铺喝了半饱，带着酒气爬山，路上还和着风喊楚辞，把旁边来游玩的本地人都看愣了。
我当年在非洲援建的时候，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那时候项目在坦桑尼亚的乡下，镇上的小酒吧里的啤酒要差不多两美元一瓶，我们那时候津贴不多，平时舍不得买。每次周末要去镇上改善伙食，我们几个工程师就先在工棚里，分着喝从国内带过去的二锅头，每人抿两口，身上暖了，再去镇上的小馆子点一份烤牛肉，配免费的烤香蕉，就着半醺的劲聊天，说等项目完工了回国要喝个痛快。那时候的二锅头没有现在常喝的红酒醇厚，也没有芝士佐餐，可我现在想起来，那是我这辈子喝过最香的酒。
你看，不管是七十年前昆明的穷学生，几十年前非洲工棚里的援建人员，还是现在美国的年轻人，这种“预饮”的习惯，从来都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，是普通人在手头不那么宽裕的时候，给自己留的一点浪漫的余地。酒这东西，从来都不是越贵越好，重要的是和谁喝，喝的时候心里揣着什么盼头。
前几天整理旧资料，翻到当年陈先生给我赠的他的诗集，扉页上他用钢笔抄了一句“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”，墨痕有点洇开，像极了当年翠湖边上飘着的、沾了酒气的月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