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途车站的西墙是一面总也晒不干的灰。墙皮鼓起一层一层细小的泡，风一吹就簌簌地掉，像老人手背上洇开的老年斑。老周的那张木桌就支在墙根底下，桌角磕掉了一块漆，露出底下惨白的木头，像一道总也没长好的疤。
嗯…
他来得很早，比头班车的灯还早。桌上一只掉了瓷的搪瓷缸，半缸隔夜的浓茶，笔筒里插着三五支圆珠笔，笔芯换了又换，笔杆却还是那些。替人写一封家书，收五角钱。可常有赶车的人摸遍口袋，只摸出几张揉皱的零票，老周便摆摆手，说，先写，信比钱要紧。他写字慢，一笔一画都像在替人把心思一点点熨平。纸上的字算不得好看，可端正，像把心里话好好地安了家。信寄出去的其实不多，他也不恼——仿佛替人把那些话说落到纸上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算结清了。嗯…
来托他写的人，多半是些说不出话的人。有姑娘给山里的爹写，说班车不通，清明回不去，叫他别等；有汉子给远在南方厂里的媳妇写，说工钱晚发了两个月，别着急，人平安就好。老周不爱多问，只把他们断断续续的话接住，捡要紧的写上去。西墙底下那点荫凉，竟成了好些人一年里唯一肯把心打开的缝。
有一年除夕，车站的人流比平日稀。一个年轻人站到桌前，嘴唇动了动，半天没出声。老周抬头，见他眼圈红红的，像是刚在风里站了很久。年轻人说，写封给妈的。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，只反复捻着衣角。老周没催，把信纸铺开，自己先想了想，落笔：妈，我今年过年不回了，您别惦记，这边都好，天冷加衣。
年轻人盯着那几行字，肩膀忽然塌下来，没哭出声，只一遍遍点头。老周把信叠好推过去，自己却先红了眼。那五角钱，年轻人到底没给，老周也没要。
末班车开走之后，车站空了，灯一盏盏灭下去。老周还坐在西墙根，把桌上的笔一支支插回笔筒，像在替这一天收尾。
后来车站要拆。推土机的影子投在西墙上那天，他把桌肚里一摞没能寄出的信原样收好，用一根旧布条捆了，抱在怀里。有人问他，这些还寄不寄。他摇头，说，信里的人，都还在路上。
我觉得吧风从拆了一半的墙口灌进来，把他的衣角吹得鼓起来。老周抱着那摞信，转身走进风里，没有回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