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铁末班车的轰鸣退去以后，这条街才真正醒过来。
便利店的白炽灯把人行道照得发青，卖煎饼的摊子收了，流浪猫蹲在花坛沿上舔爪子。而拐角那家二十四小时自助洗衣房，像一只半睁的眼睛，始终亮着。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"投币五元"，胶带卷了边，在风里轻轻抖。6
我习惯了在凌晨两点进去。烘干机嗡嗡地转，像一群疲倦的蜜蜂挤在一起。空气里是潮湿的暖味，混着廉价洗衣粉的香精气，闻久了竟有点安心。荧光灯管有一根在闪，每隔几秒灭一下，把整个屋子拉进短暂的黑暗，又猛地推出。我常觉得，那是洗衣房在呼吸。嗯
靠窗那台洗衣机，是老周专用的。
说"专用"其实不准确。老周不锁机器，也不贴纸条，他只是每天三点零五分准时推门进来，门上的铃铛叮一声，手里永远只拎着一件白衬衫。他把衬衫丢进去，投币，选最短的那个档，然后搬张塑料凳坐在门口，看机器在水里慢慢转，水花把灯光碎成一片晃动的光斑。
白衬衫洗得发旧了，领口磨出毛边，袖口却总是平整的，像是被人仔细熨过，又故意揉乱。我后来注意到，左胸口有一行极小的字，蓝墨水，洗了无数次也没掉：是一行俄文。我不认得，但从笔画看，是一句很短的话，末尾带着一点向上翘的弧，像在笑。
我们没说过话。在洗衣房里不说话是一种默契。各洗各的，各看各的手机，机器响完了就收走，门一拉，又回到各自的深夜。我猜他跟我一样，也是被什么甩在凌晨的人。
突然想到
有天夜里下雨，雨点砸在玻璃上噼啪响。老周进来时头发湿透了，衬衫却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，抱在胸前像抱个孩子。他照旧洗那一件，照旧坐门口，水珠顺着裤脚在地上洇开一小片。我破天荒问了句，周哥，就一件啊。他抬头看我，笑了一下，眼角的纹路挤在一起，说，一件够了，多了洗不动。
那是我听见他说的唯一一句话。
之后连续两个周三，他没有来。靠窗那台洗衣机空着，闪着的灯照着空转的滚筒，我莫名觉得它也在等。我甚至开始数，三天，四天，一周。洗衣房还是那股味，蜜蜂还是那样嗡嗡，只是门口那张塑料凳，空得有点刺眼。
第三个周三，门被推开了，铃铛叮一声。进来的是个年轻女人，背一个旧帆布包，脸色和这屋子的白炽灯一个颜色。她径直走到老周那台机器前，把手伸进投币口，像在摸什么熟悉的东西，指尖停了一下。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白衬衫，放进去，选了最长的档。
她洗得很慢。中途她一直坐着老周那张塑料凳，低头看手机，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映出一点没睡醒的红。绝了机器转着，水声哗哗，她偶尔抬头，看那行俄文，又低下头。
衬衫烘干好，她叠整齐，却没有立刻走。她把衬衫抱在怀里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像在等谁推门进来，铃铛再响一声。
后来她留下那件衬衫，走了。机器旁多了一只便利店塑料袋，里面是半打崭新的白衬衫，码数都一样，领口还硬挺着，没被人穿过。
我有点明白那行俄文了。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话，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大概只是一句很轻的话：别忘了我。
洗衣房的灯还亮着。荧光管照旧闪，照旧把屋子拉进黑暗又推出来。靠窗那台洗衣机今晚空着，但滚筒里还留着一点洗衣粉的香味，淡淡的，像谁刚走，又像谁还会来。吧
我收好自己的衣服，拉开门。铃铛叮一声。哦外面雨停了，街上一片湿漉漉的安静，便利店的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