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子很窄，两排老楼把天挤成一条淡蓝的缝。老周的补伞摊就支在缝口那盏路灯下，灯罩旧得发黄，把光滤成一团昏黄。一架旧缝纫机，几筒尼龙线，一竹匾的伞骨和铆钉，外加一只搪瓷缸，缸上"劳动光荣"四个红字早叫岁月洗成了粉色。
我刚搬来这片旧城区那年春天，才头回注意到他。昆明的风总爱从滇池那头斜斜地砍过来，一天能下三场太阳雨。我的伞骨就在某场雨里折了，顺手递给他。他接过去，也不说话，把伞撑开转了一圈，眯眼看了看，从竹匾里拣出一根细骨，对好，缠线，上胶，不过十分钟。"好了。"他把伞递回来，指尖还沾着一点白胶。我问多少钱，他摆摆手，“小毛病，算喽。”
后来才晓得，这"算喽"两个字，他在巷子里说了三十年。
老周姓周，可整条巷子没人喊他周师傅，都叫伞叔。年轻时在伞厂做工，厂子黄了，就在巷口支起摊。其实补一把伞三块五块，从不跟着物价挪。有人说他憨，他说伞是遮风雨的物件，不该在风雨里再刮人一层皮。这话听着像戏文，可从他嘴里出来，就只是巷口的风，平平地吹过。
他的手粗得像老树皮，可一碰伞骨就活了，像水遇着了河床。断的骨能接，锈的扣能换，连伞面破的洞，他都能用边角料补得寻不见痕迹。一把叫人扔在墙角的伞，经他手，又能再撑一季风雨。巷里谁家伞坏了，头一个念头不是丢，是"给伞叔看看"。
真叫我把这摊子记在心上，是一个暴雨夜。
那晚雨大得不像话，整条巷子的水沟都在冒泡。我窝在屋里听雨，忽然听见檐下有窸窣的响动。探头一瞧，老周蹲在路灯底下，正给一个晚归的姑娘修伞。姑娘的伞骨从当中折断，整个人淋得透湿，在檐下直打哆嗦。老周把自己的塑料布往她那边拽了拽，自己半边身子全泡在雨里，就着路灯的黄光，一根一根把骨条对回去。雨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淌，他也不擦，只专注地拧着那枚小铆钉，像在缝一件顶要紧的东西。
伞修好了。姑娘撑开，转了一圈，愣愣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说伞叔你明天一定得收我钱。他笑着推她，“快回吧，你家灯还亮着呢。”
第二天我下楼，照例见他准时出摊。只是咳得厉害，搪瓷缸里换了感冒冲剂，红字衬着褐色的药汤，格外扎眼。我问他昨晚没淋着？他摇头，说那姑娘今早来还伞，硬塞了二十块，他收了，转头给巷口流浪猫买了顿肠。"人家等着用。"他说这话时鼻音很重，像感冒把整个春天都堵在了嗓子里。
过后我才听街坊说，那个雨夜他回去就烧到了三十九度。
我比别人更晓得，能平平安安淋一场雨、再被人递一把修好的伞，是多大的运气。好些回从鬼门关那头转回来的人，看巷口这些琐碎日子，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，亮，却不敢伸手去碰。老周的摊子，倒是让我觉得那层玻璃薄了些。
去年开春，伞叔说要收摊了。儿子接他去新区带孙子，他不情愿，可拗不过。收摊前最后一天，巷子里不知谁起的头，一家一家把家里的旧伞翻出来，带到他摊前。有断了骨的红伞，有褪了色的蓝布伞，有伞面印着卡通猫的儿童伞，都是这些年他亲手补过的。人们把伞撑开，一把一把缀在巷口那面灰墙上，五颜六色，像一场不肯落幕的晴天。
伞叔站在墙前，看了很久。昆明早春的风掀动那些伞角，发出细碎的、像叹息又像笑的声音。他抬手抹了抹眼睛，没说话。
我也没说话。只是那年搬来时断骨的那把伞，至今还立在我门后，每一次撑开，骨节里都还留着一点白胶的温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