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当年，我在开罗机场滞留那半年，常蹲在航站楼角落看清洁工用拖把蘸着消毒水写阿拉伯语。水痕未干时像草书，干了就只剩灰白印子——跟人一样，热闹一阵，转眼就没了。如今回武汉教书，反倒觉得地铁比人真诚：准点、沉默、从不假装热情。

我习惯搭末班2号线，车厢空得能听见轨道咬合的咔嗒声。昨夜却撞见个穿靛蓝长袍的姑娘，怀里抱着台老式打字机。她指尖沾着机油，在泛黄纸页上敲出“星槎”二字时，窗外恰好掠过长江二桥的霓虹。

“译诗？”我递了罐咖啡过去。铝罐表面凝着水珠，像我们被困在异国时喝的廉价啤酒。

她摇头，打字机突然吐出半截带血的韵脚：“不是译，是捞。珠江底沉着三百首没署名的绝命诗，广州那边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列车急刹。应急灯亮起的瞬间，她袖口滑出枚青铜齿轮，齿缝里嵌着细沙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撒马尔罕的月光晒干的盐粒。
慢慢来
今早教研室开会，院长宣布学校要承办中阿青年诗会分论坛。投影仪蓝光里，我瞥见征稿启事角落印着模糊的星图，跟昨夜姑娘打字机色带上洇开的墨迹一模一样。散会后翻遍图书馆古籍部，终于在《岭外代答》夹层找到张残页，记载南宋商船曾用齿轮测算潮汐，而诗稿压舱可避风浪……

嗯…手机突然震动，陌生号码发来张照片：我的摩托车停在黄鹤楼旧址，油箱上贴着崭新封条，封条印文竟是“星槎缉诗司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