镇海角的钟楼孤零零立在伸入海里的岬角上。红砖外墙被经年海雾蚀出一片片白斑，像老人手背上洇开的老人斑。楼顶那口铸于光绪末年的铜钟，十年前那场叫"海棠"的台风过后就再没响过。齿轮卡死在一根锈住的轴上，指针永远停在凌晨三点四十七分——镇上的老人后来都这么讲，那一夜，风把时间吹停了。
陈伯是镇上最后一个会修钟的人。早年间他在县城钟表社当学徒，卸表、洗油、对摆，一双手比游标卡尺还准。后来社里黄了，他回镇海角守这座钟楼，算半份差事，也算半桩念想。台风那晚他冒雨爬上去想护住铜钟，被一阵横风掀翻在平台上，断了两根肋骨。打那以后腰就直不起来了，可每天清早仍拄拐上来，用一方磨得发亮的绒布擦那些铜齿。擦得锃亮，像新的，只是不会再转。
"等哪天修好了，钟一响，满镇子都听得见。"他常跟路过的小孩说。小孩懵懂点头，大人在一旁也不戳破——那根轴锈死快十年，镇上连个能熔铜的作坊都没有，所谓修好，不过是句不肯醒的空话。
钟楼下有张条石长椅，周阿婆每天午后准时来坐。她丈夫姓林，是镇上最后一个跑远洋的渔船老大。十年前同一场台风，林的船没回来。搜救队在第三天上头撤了，周阿婆却不肯信。她搬了把竹椅坐到钟楼下，说：“等钟再响，我就去码头接他，给他报个平安，说屋里一切都好。”
没人忍心告诉她，林早沉在七十海里外的海沟里，连块船板都没漂回来。镇上人达成一种沉默的默契，由着她。偶尔有人送碗粥，她便笑着接过去，眼睛始终望着海的方向。
陈伯和阿婆算半个伴。他修他的钟，她等她的船，两个人谁也不劝谁，像两截各自燃着、谁也不肯灭的香。有时陈伯擦完钟下来，会在长椅边站一会儿，看阿婆眯眼打盹，海风把她的白发吹得乱蓬蓬。他从不说话，站一站，拄拐慢慢走回去。严格来说
去年开春，陈伯倒了。肺里像灌进了海水，喘一口气要攒半天气。卫生院的医生说，这个冬天怕是熬不过去。某个下午，他趁护工去打饭，把孙子招到床前，哑声说：“扶我上去。”
孙子红了眼圈，还是把他背上了钟楼。陈伯枯瘦的手握住那根锈死的轴，用尽最后的气力，把指针一圈一圈往前拨。他拨的不是时间，是十年前那个该响、却终究没响成的钟声。他喘着交代：“黄昏……你拉那根绳。敲三下就好。”
孙子哭着点了头。
那天的黄昏起了薄雾，海岬上灰蒙蒙的。忽然，钟楼传出三声闷响。铜锈被震得簌簌坠落，声音哑哑的，像老人咳嗽，又像很远处的闷雷。镇上人纷纷推开窗，以为是哪家的炮仗，听清了，便都静下来——十年了，他们认得这是钟楼的声音。
周阿婆正坐在长椅上打盹，被三声钟响惊醒。她愣了一瞬，随即笑了，眼角堆起细密的褶子。她慢慢起身，理了理衣襟，朝码头方向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，像是终于等到了那通迟到了十年的电话。她轻轻说了句："他回来了。"然后坐回椅子上，头一歪，笑着合了眼。
卫生院里，陈伯听见远远飘来的三声钟响，干裂的嘴角动了动，也闭上了眼睛。
那之后，钟楼重新归于沉默。可镇上人都说，那三声钟，比十年里任何一声都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