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街的灯一盏盏灭了以后，巷子最里头还亮着一块方形的暖黄。那是周伯的修钟铺。四周的屋檐都浸在墨里，唯独他那扇窗，像黑暗里舍不得闭上的眼睛。
铺子里永远飘着一股陈年木油和铜锈的气息。周伯不爱说话，顾客进门，他只抬一下眼皮，手指头却比嘴诚实——哪根发条松了，哪片齿轮缺了齿，他搭上去听一听，便知道了。二十年里，这条街上的人家换了三茬，钟却都还认得他的手。
靠墙那座红木座钟，是他自己家的。钟面蒙着一层薄灰，指针停在三点零七分，像被谁按了暂停。它停了整整二十年，从女儿出嫁那年就再没走过。
周伯有个女儿，叫周晚。名字是她娘取的，说夜里出生的孩子，该有个安静的名。后来娘走了，晚儿也走到了他够不着的地方。头几年还寄信，信纸越写越短，到最后只剩银行划来的汇款单，冷冰冰的数字，连个落款都没有。周伯不怪她。他把别人的钟一个个修好，让别人的日子准点走动，自己的家却像那座座钟，空有一身好手艺，指针怎么也拨不回从前。
每晚打烊，他就搬张竹椅坐在钟对面，看那静止的三点零七分。有时候他疑心，是不是只要钟走了，晚儿就会回来。可他到底没去拨——他怕一拨，停着的不是钟，是他藏了二十年的那点念想。
入冬以后，周伯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。医生的话他没听全，只记得"时日"两个字。那晚落了小雨，他没睡，从工具箱里取出细镊子和羊眼螺丝刀，把那座红木钟轻轻拆开。铜摆锈了，发条松了，齿轮缝里还卡着一粒不知哪年的灰。他凭着记性和耳朵，一点一点校。老花镜滑到鼻尖，他也不扶，只把脸凑近，听铜与铜之间细微的咬合声，像在听一个久未谋面的人，终于肯开口。
墙上的挂钟敲过十一点五十。他拧上最后一颗螺丝，把钟摆挂回去，退后两步，在竹椅上坐下来。
离十二点，还有十分钟。
这十分钟里，他没有去拨钟，而是颤着手去摸床头那部旧电话，拨了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。铃响到第三声，那头接了，是个女声，带着异地口音的迟疑：“……爸？”
周伯张了张嘴。喉头那句攒了二十年的话，到底先让给了钟摆。
十一点五十九分。他伸手，轻轻推了一下静止的摆锤。
十二点整。座钟"咔"地一声，像是舒了口气，摆锤缓缓荡开。滴答，滴答。那声音很轻，却把整间铺子都填满了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，忽然传来一声很低的抽泣。
三天后，晚儿赶回来。推开门时，座钟正稳稳地走着，钟面亮堂堂的。说实话父女俩隔着那座钟站定，谁也没先开口。窗外的雨早停了，一缕光斜斜落进来，照在钟摆上，一左一右，像一个人在慢慢呼吸。
周伯把工具箱推给她：“该你学着校了。”
晚儿没说话，蹲下身，把手覆在父亲手背上。钟摆还在走。迟到的时光，到底还是归了位。
说实话
写完这些字的时候，耳机里的lofi正好fade out。你们说，有些钟停了二十年，真能靠最后十分钟修回来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