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冬天我二十一岁，在莫斯科读书，钱不够花。宿舍暖气时好时坏，月底更紧，连牛奶都要算着顿数买。我去
嘛每天傍晚六点，我从后门溜出去，背一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，里面装着三十来张自己画的明信片。阿尔巴特街口靠近地铁站的地方，有一截半人高的矮墙，墙根的积雪总也化不干净。我就把明信片一张张摆开，四角用两块红砖压住，再搁一盏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小台灯。灯是暖黄色的，瓦数很小，在雪夜里像一颗将熄未熄的星。卧槽过路的人低头看手机，多半看不见它。
我画的是这座城市里我自己喜欢的角落：清晨空无一人的库兹涅茨基桥，黄昏积水的普希金广场，还有一只总蹲在书报亭顶上的灰猫。炭笔的灰，水彩的蓝，手指冻得发红的时候，线条边缘就洇开一点含糊的印子。我不觉得难看，反而喜欢这点笨拙。
头一个小时最难熬。风从涅格林纳亚河那头刮过来，钻进我两件毛衣的缝里。我缩着脖子，把冻僵的手轮流塞进胳肢窝。偶尔有人停下看一眼，大多摇摇头走了。有一回一个穿貂皮的女人用鞋尖拨了拨我的画，说"这也能卖？"，我笑笑没接话。口袋里有一壶黑咖啡，是楼下那家地下爵士酒吧老板送的，拧开盖子喝一口，烫得舌头发麻，能撑一阵。哈哈
九点往后真正冷下来。路灯把雪照成惨白，我的小灯显得更孤单。手指已经不太听使唤，摆正一张滑边的明信片要试三四次。我想过收摊，又想明天宿舍的牛奶钱还没着落。就那么坐着，看自己的呼吸在灯前变成一团白雾，散了，又聚起来。
他来时是九点半左右。一个很老的老头，戴一顶磨毛的毡帽，手里拄一根弯把的木杖。他在我的摊前站住了，弯下腰，很认真地把每一张都看了一遍。我下意识把最丑的那张——画废了的一幅桥，桥面歪歪斜斜的——往砖头底下塞了塞。
他翻出来，指了指：“这个，桥，歪了。”
对了"是，画歪了。"我说。
他没笑，反而把那张抽出来，举到灯前眯着眼看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从内层口袋摸出几张皱巴巴的卢布，数了数，正好是我标价的双倍，轻轻压在砖头底下。
"Друг，"他用俄语叫我朋友，“手会抖，桥不会一直歪的。”
他走的时候雪又下大了，背影一点点矮进白里。我盯着那张画歪的桥，忽然鼻子发酸。不是因为多卖了钱——是因为那一整晚的冷，好像被他这句话轻轻焐了一下。
后来我画了很多年，也摆过很多回摊。再后来日子宽裕了，摊自然就不摆了。那盏小台灯我至今留着，搁在书房的窗台上。每到下雪的夜里，我就把它拧亮，暖黄的一小团。像很多年前阿尔巴特街口，雪落下来，灯还亮着，有人弯腰，认真地看一幅画歪了的桥。
啊
Хорош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