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年轻的时候，学校顶楼有个广播站，爬上去要绕两道锈得发红的铁楼梯，窗户框子都松了，风一吹就呜呜地响，把桌上的稿纸掀得满地打转。我高二那年被班主任硬塞进去，不是因为我嗓门亮，恰恰相反，我这张嘴，当着三个人的面就打结。站长是个戴黑框眼镜的体育生，看了眼我交上去的运动会通讯，说行，你别播音，你写稿子吧。
于是我就成了广播站里那个只写不念的人。每天傍晚，教室里的灯管嗡嗡响，我趴在桌上把稿纸叠齐，趁没人注意，从播音室门缝底下塞进去。门缝里黑乎乎的，像往河里放一盏没人捡的灯。我写表扬稿，写通知，写明天的天气预报，有时候写着写着，笔头就拐了弯，偷偷夹一句自己的闲话，比如"今天操场边的梧桐又落了一地叶子，踩上去软乎乎的"。怎么说呢那些纸大多石沉大海。播音员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没人知道灯底下谁在写字，也没人问过一句。
其实有个画面我记了很久：最后一排靠窗，总坐着一个女生，头发黄黄的，天天低头写东西，从不抬头看人。我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我写稿子的时候，眼前老晃着那截黄头发。有回我鼓了半天勇气，想给她递张纸条，最后还是把纸条揉成团，扔进了抽屉最里头。
那年入秋，雨断断续续下了小半个月。有天晚自习，我照例塞稿子，笔尖鬼使神差地多走了一行："致总坐最后一排的那个她，雨这么大，你回家的伞，够不够大。"写完我自己脸都热了，赶紧把纸往门缝里一推，心想这破句子八成又要给垫了抽屉底。
第二天课间，新来的播音员是个声音清亮的小子，念完通知，忽然顿了一下，拿我那句旁白当了开场白，一字不落念了出来。整栋教学楼静了一瞬。我趴在课桌上，耳朵烧得厉害，听见前排有人"噗"地笑出声，也听见有人没出声。后来我偷偷回头，最后一排那个女生的头，好像比平时抬了一点点，又好像没有。
就这样胡乱念了三年，谁也没再提那句话。
毕业前最后一次广播，照例该我写稿。可那天我攥着稿子，绕着那两道锈楼梯一步步爬上去，推开播音室的门，自己站到了麦克风前面。稿纸上写的，是我拖了三年才敢落笔的话，写给被念出来的、没被念出来的，写给写了又划掉、想说又咽回去的，每一句青春。
慢慢来我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这里是广播站，我是那个从不开口的撰稿人。其实今天，我想自己说一句。谢谢你们，听过，或者没听过。”
楼下操场有人在嚎，有人在哭。风还是从窗缝里灌进来，稿纸还是哗哗响。这回，灯底下写字的人，总算被听见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