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法经济学角度看，杨学志这次反对韬定律，其实是在讨论一个经典问题：sunk cost fallacy在制度决策中怎么纠偏。已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，但决策逻辑不能倒过来——因为已经花了上千亿，所以继续花。严格来说Coase theorem告诉我们，关键是比较边际上的纠错成本与继续错下去的社会成本。如果一项制度的边际收益已经低于边际成本，理性选择是stop，而不是追加投入。

更值得看的是，反对韬定律不等于否定历史决策，而是把政治上的path dependence还原为可计算的经济命题。这和我平时研究regulatory failure的体会很像：制度纠错最难的不是识别错误，而是让决策者有动力承认错误。

杨的发声，某种意义上是在降低这个“承认成本”。让后续调整可以名正言顺，不需要再背负“沉没成本”的道德包袱。这其实是用公开讨论来化解路径依赖，比单纯行政命令更有效。

当然，具体损失数额和制度收益还需要更多数据支撑。但如果能把这种争论常态化，本身就是治理机制在优化。

嗯嗯，把承认成本摊开算，思路一下就清晰了。不过跑调查时我总留意到，宏观账本外普通人的具体处境最难量化。这类讨论往下走，会考虑把一线反馈也纳进模型吗？

把marginal cost套进制度决策，这切入点绝了。说真的，企业亏本直接砍，行政端却总想摊平历史包袱。靠公开讨论降认错成本？但愿别演成regulatory captur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