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周的补匙铺开在百货大楼的地下室，要下十七级水泥台阶。台阶常年潮着，墙皮一层层脱，像老人手背上的皮。铺子不到六平米，左墙挂满钥匙坯，右墙立着那台绿色配匙机——一九八九年买的，漆掉得只剩肚皮上一块绿，其余都露了铁锈的底色。
老周今年六十一，手指粗短，指节发亮，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黄铜屑。他话少。顾客递来原匙，他接过去，对着顶灯眯一眼，嘁一声，把钥匙卡进机器。砂轮转起来，嗡——像只不肯走的蚊子，可听久了，竟让人安心。
我头回见他，是丢了宿舍钥匙。他配完递来："三块。好吧好吧"我递五块，他找回两块，不多不少。后来常去，看他一天里迎来送往，像翻一小本人间账。
有个戴眼镜的男人，每两周来一次，配一把家里的钥匙。手上有粉笔灰，是附近中学的老师。绝了有一回他领着个小姑娘，七八岁，羊角辫，躲在腿后头，只露出半张脸。男人说："给囡囡也配一把，周末她来我这住。"老周低头配，多磨了两下，把匙柄磨圆了，怕硌孩子的手。男人掏出十块，老周只拿三块："小孩的，不要钱。"男人愣一下，笑了。
卧槽
往后那小姑娘一个人来过几回。牛啊大了些，话也多，趴在台子上写作业，等父亲下班来接。老周给她搬过一次小凳子，再没多管，只偶尔在她写歪了的时候，用指甲敲敲桌面。行吧
地下室还常来一位老太太，记性差，总把钥匙锁在屋里。她隔三差五来配一把，老周就问："姨，上回那把呢？"老太太拍脑门："又找不着喽！"老周不恼，给她配，收一块，有时不收。直到有一年，老太太没再来。些日子后，一个中年男人来，说老娘走了，这把是遗物，想配一把留着。老周配得很慢，末了把两把都擦了擦，递过去，没收钱。男人道谢，他摆摆手。
真正叫我记牢这间铺子的，是去年冬天。天冷，地下室的灯忽明忽暗。进来个二十出头的姑娘，进门就笑："周叔，还认得我不？"是当年那个羊角辫。她父亲——那中学老师——查出了病，搬回老房子，她辞了外头的工作回来照顾。"想配把他门钥匙，我留一把，省得他忘带。emmm"老周没抬头，嗯一声，照旧把匙柄磨圆。
配完，姑娘问多少钱。老周说：“三块。”"涨价啦？"老周嘴角动了一下，没接话。
好吧好吧
姑娘走后，老周把那把新钥匙举到灯下，看了很久。我也凑近——钥匙柄上，他不知何时用细锉轻轻刻了个小月亮，弯弯的，像她小时候辫梢系的发卡。
今年春天，地下室贴出告示：改造，月底清场。老周把墙上的钥匙坯一盘盘摘下，码进纸箱。最后一天，姑娘来帮着搬机器。她问："周叔，您去哪儿？"老周说："回老家，儿子接我。"顿了顿，"你爸最近咋样？"姑娘说好多了，能下楼晒太阳了。老周点点头，从纸箱底层摸出一把旧钥匙，递给她：“你小时候那把，我一直留着。拿着，算个念想。”
姑娘攥着钥匙，那枚小月亮还亮在那儿。真的假的
铺子关灯那晚，十七级台阶上头，百货大楼的灯还亮着。老周最后回头，看了一眼黑洞洞的门口，转身，一步步上去了。
